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九世班禅的内地抗日历程(3)

　　这种背景的铺垫，促使南京国民政府甫一成立，九世班禅的宗教角色在最初就被转换成一个带有政治性的世俗角色。这种角色定位的隐喻，是南京国民政府力图对藏行使管理权力，维护几近中断的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官方交往，遏制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独立倾向，九世班禅由此上升为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人物。在此前提下，中央念其内向心诚，为了加强沟通与交往，除了任命九世班禅为青海地方重要官员之外，还批准其设立驻南京、北平办事处以加强联系。这种善意态度，实现了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第一次为一名藏传佛教高僧特准设立办事处，开创了与中央政府进行密切沟通新尝试的先河。

　　对九世班禅而言，更多的政治待遇接踵而来。1928年10月25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青海省政府委员。国民政府除填发任状并迅速公布此项任命外，11月2日亟令青海省政府遵照，九世班禅顺利在西宁宣誓就职，自此正式成为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地方重要官员。1929年2月20日，在首都南京租赁的奇望街十三号为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将福佑寺永远拨作班禅驻北平办事处地址。自此，国民政府时期九世班禅办事机构比北京政府时期更为健全。

　　1931年4月11日，九世班禅受张学良邀请抵达沈阳，鲜为人知的是德王随同班禅抵达。这次一路随同，德王开始盘算自己的计划，他于1979年6月在《抗战前我勾结日寇的罪恶活动》一文中披露：“集资在蒙地为班禅建庙，请班禅留在内蒙，作为宗教领袖，形成信仰中心，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

　　在戴传贤次年的一封信中有所披露：“大师一日不回寺常住，达赖大师一日不与藏中僧俗四众同心协力，领导四众，建设西藏，化导群生，保障国土，则佛教将不可救”。这种观点实则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上升到佛教是否可救的层面。这种言辞得到了九世班禅的慨然相许。因此可以说是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第一次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与中央关系做出了政治上与宗教上的评价，是第一次明确九世班禅必须返回西藏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起领导信众，更是第一次明确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直接批评，意义不可谓不重大。随后国民政府主席团特邀九世班禅及蒙古、西藏代表列席国民大会。

　　九世班禅于1931年、1932年、1934年共三次莅临首都南京，目的是为宣传中央德意、维护边疆稳定尽心竭力。国民政府所做之事有：一是请政府首脑出面接见或宴请，商洽藏事解决方案，以示中央诚意与高度重视；二是以国家名义册封九世班禅为国师并举行隆重授典礼；三是详尽修正待遇班禅具体办法；四是将九世班禅办事机构列为国民政府机构组成，拨发经费，给密电码；五是九世班禅筹建宣化使公署得到批准；六是九世班禅出行由国民政府统筹礼遇安排并承担全部费用。

　　一系列的政治优待可见国民政府期冀九世班禅为国家贡献力量的定位。民国期刊《海潮音》十四卷第一期记载了九世班禅册封国师宣誓礼的经过：国民党中央委员、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和国民党中央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以及各报社记者数百人的见证下，九世班禅公开宣誓，誓词为“自奉中央命后，即诚意宣传德意，冀以宗教实力，効命中枢，振导人心，挽回末刧。”以此昭示了九世班禅用宗教的力量为中央服务的决心。

　　九世班禅一生到南京三次。最后一次到南京是1934年，这一年中国出现罕见大旱，九世班禅不忘利用自己佛教领袖的身份，在首都南京赴四城门，赴玄武湖，作法祈雨。回想九世班禅为国所做的一件又一件法事，戴传贤1938年8月在四川甘孜致祭九世班禅时颂其“大哉国师，善教善化，润育万物，和风时雨”；颂其“西起雪藏，东迄龙江，闻名皈敬，普渡慈航”；颂其“九建时轮，三晋京师，护国护教，等念等慈”。其赞美之词，致敬之意，溢于言表。

九世班禅及随行人员

　　屡屡赴险境：只为将中央诚意传至日控区民众

　　面对急于建立自治政府的蒙古王公群体，1931年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内蒙古的控制，拟颁布《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却遭到蒙古地区领导人德王反对。九世班禅从中斡旋，德王回忆道：“由班禅出名宴请我们，堪布们代表班禅陪同我们聚餐，并劝我们合作。”德王却没有被说服。由此可知九世班禅在内蒙宣化之路难以一帆风顺，九世班禅对德王拒绝之后所处环境开始变化。但由于九世班禅深受蒙古各旗王公的顶礼和供养，各旗王公集资在苏尼特右旗给他修建了一所大寺。

　　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蒙古族为藏传佛教领袖所修建的唯一大寺。有着如此广泛的信众基础，1933年2月4日，正式就任西陲宣化使之职的九世班禅向国民政府请示宣化方针后前往蒙疆宣化。一周后，九世班禅离开北平前往绥远，转往内蒙古百灵庙德王的控制区域。九世班禅在内蒙古尽可能扩大安抚民心的范围，并在戴传贤的鼓励下更加勤劳为国，甚至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接近日本人势力的锡林郭勒盟进行宣化。九世班禅在锡林郭勒盟传法结束后，又马不停蹄地西行到贝子庙和阿巴噶等旗宣化，不问炎暑，奔波往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