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之演变(9)

　　大本营兵站总监部成立（4月26日）时，仅有由廖仲恺令财政厅先拨出十万元作为开办费；帅府随即下令着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收本市房租捐一个月（月约一百万元）以应第一个月之需，以后按月分别由省长公署、财政厅、盐运使、市政厅、广东官产清理处五机关各负担若干款项之责。由于支出浩繁，各机关每未能如数拨足，一些广东从未办过之税捐如筵席捐、旅馆捐等，亦不得已而陆续举办。当时广东人民以税捐名目繁多颇以为苦（护法几年，广东人民之负担特别沉重，我将另有文纪之）。此时军事形势不仅东江方面陈炯明叛军再度猖狂，沈鸿英亦于4月中旬又勾结北军公开叛变，分路自北江、西江进犯。于是乃以广州一隅要拒东江、西江、北江三江之敌了。中山先生一面命桂军刘震寰、刘玉山部抵御东江陈逆叛军，一面又调大部滇军及驻江门、西江等处之粤军讨伐沈逆。以后由于谭延闿率湘军至，会合滇、桂、粤各军分路攻击叛军，局面始稍告稳定。

　　中山先生以北伐必须先灭陈炯明叛军方免后顾之忧，自1923年夏军兴以来，即不辞劳苦，设行营于石龙，并尝亲至博罗对河之梅湖炮兵阵地督战，且命兵站将虎门炮台十五之巨炮运至梅湖，由王柏龄负责安装，向盘踞惠州城之杨坤如、熊略等叛军轰击，相持多月。是役航空局长杨仙逸、鱼雷局长谢铁良相从，因炸药失慎死难，中山先生深为悼惜。其间吴敬恒（稚晖）曾来谒中山先生，并进言谓：长此相持，北伐之师已老，可否准其调人往海丰见陈炯明谈和？中山先生表示可以。吴向中山先生请示条件，中山先生曰：“无须提什么条件，只要陈炯明一纸悔过书便可。”然吴终于徒劳往返。此可以见中山先生之宽大，而陈炯明则始终执迷不悟，实堪痛心。

　　1923年11月间，陈炯明曾大举进犯，滇、桂、粤各军前线均失利，正面退出博罗而至石龙附近，大元帅行营转进至石滩。此时溃兵有冲至石滩，不能制止，总参谋长李烈钧请中山先生乘火车先回省城调援，而自己代中山先生驻石滩指挥作战。我那时已卸却兵站总监职务，将后勤任务移交军政部长程潜兼管，而以大本营参议随帅驾东征。是晚与行营秘书长古应芬亦继中山先生后由石滩回省城。中山先生抵省城后，忙于抽调生力军增援前线，适豫军樊钟秀部赶到，中山先生即饬令以火车运赴前方，另令滇军旅长杨廷培收容沿铁路溃兵，一面又命我星夜向各方筹借得港币二万元交大本营会计司以应前方急需。唯此时军情紧急，传闻叛军有一部分已进至龙眼洞附近，广州市面顿呈恐慌，军政商民，将图逃避。至此，廖仲恺托我向亲友设法借款应急，日间由省署负责筹还。我乃归而谋诸妇及一些至亲好友凑足港币二万元，星夜送至帅府并报告中山先生。此时形势虽甚恶劣，但中山先生态度如常，指挥若定，卒使广州转危为安。唯此款省署一时未能筹还，仲恺乃又为我划一策谓：“现在局势尚恶，吉凶未定，万一失败，此款便无可偿，我拟由你用一日商名义出借，我饬由财厅承借，倘不幸我们失败，再度亡命日本，将来也可由日商代向继任财厅索回此款，帮助革命活动费。”我甚以为然，即往商之与我们素有些贸易关系之沙面三井洋行，得该行行长堀田稔和买办冯渭访（黄埔人）二人同意，但他们认为款额小，无须由三井出面，于是乃介绍日商土居节商定以土居洋行名义与财厅订一短期借款合约，以六个月为期，月息二分（偿付时并酌送一些与土居作为酬劳费）。但此款经时一年多，五易财厅，均未清还，以迄革命政府改组，仲恺遇难，不久，我亦赴日本养病，便视同冻结了。直至1931年，范其务长财厅时，始予免息清还。当时何以广东财政穷困至此，主要原因是各军霸占税收影响了财政的统一收入，即至政府改组后，财政仍长是入不敷支远甚之故。

　　先是，东路讨贼军在博罗休整后，虽曾分担一部分东征任务，但实力不充，作用不大，且曾有一度与桂军同时失败退出博罗。至1924年春，中山先生乃决定取消东路讨贼军名义，改为建国粤军番号，仍以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蒋介石为总部参谋长，所辖部队，除原东路讨贼军外，在粤原来粤军除已随陈炯明叛变者外，均归许统辖。当时滇、桂、湘各军，概亦冠以建国军称号。

　　十二、关于接收关余和商团事变见闻

　　中山先生自1923年春回广州复任大元帅之职后，即在廖仲恺的赞勷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此时广东革命政府除积极培养革命武力——筹设黄埔军校、建设专材——组织广东大学和继续肃清陈炯明叛军残部外，并开始与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在此期间，我一度随帅驾东征，后又出任广东全省筹饷局总办、广东省长公署总参议，但较多的时间，是奉派赴香港秘密运动陈炯明系的旧部。此时陈炯明为了扭转其政治上的颓势，曾派陈秋霖、陈孚木兄弟在香港办一《新闻报》宣传联省自治，反对中山先生北伐主张。我在港时对陈秋霖辈反复传达中山先生及廖仲恺意见，劝陈等改弦易辙，投向革命，终于取得他们的同意。1924年7月17日，陈秋霖将《新闻报》改名为《中国新闻报》，并在报上刊出《致陈竞存先生书》，又与黄古等报社负责人发表《我们的宣言》声明脱离陈炯明系的关系，转为中山先生之拥护者，自承“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作战”。当时陈秋霖等此举，被社会称之为“报变”，对瓦解陈系起了重要的政治影响。（以后陈秋霖很受廖仲恺的信任，廖被刺时，陈适同车遇难）至于运动叛军方面，当时只收了些地方团队和几部绿林。陈军军长熊略，原与我交谊颇善。在港答应我反正过来。熊所部八千人驻惠州，我以关系颇大而又急迫未有返省请示，先给熊港币三万元（熊要求十万元）而卒无效。后来中山先生笑责我“汝够眼光”，令我赧愧。由于我在1924年间居香港时间较多，对于国民党改组方面的事情，在记忆中值得一说的是关于改组前后接收关余和商团事变的一些亲历见闻。兹分述如下：

　 （一）接收关余事件发生于1923年12月间。此项关余前经海关方面同意交给以岑春煊为首之七总裁军政府，截至1920年3月止已收过六次。后因军政府内部分裂，海关方面又停交付。1921年中山先生回粤即屡令海关照付，惟海关总税务司秉帝国主义列强之指示，与北京军阀政权勾结，不肯继续付给广州之革命政府，企图在财政上牵制革命政府之发展（其诸多掣肘，此不过一例）。1923年中山先生再度回粤，以屡催无效，深知对付帝国主义绝不能示弱，乃决心采取强硬措施。惟中山先生幕下有不少人存恐外思想，当时军政府外长伍朝枢及广东交涉员兼粤海关监督傅秉常（伍之戚）亦以担心发生事变为借口，不主张采取强硬态度。适有罗桂芳者（广东顺德人，在国民党中为一少壮干部，平日喜作大言，时人目为大炮罗），闻讯即向中山先生自告奋勇说：“请给十支驳壳（盒子炮），我便把粤海关接收过来，何况关余！”当时人多嗤之，惟中山先生断然任命罗桂芳为粤海关监督，并使率兵十名前往就职接收海关。当罗桂芳率武装前往海关时，海关外籍税务司果慑于兵威，不敢抵抗，罗桂芳遂顺利接收了粤海关（照章税务司应受关监督之监督，不过过去中国人自己放弃职权）。沙面外国领事团闻讯，即声言以外舰炮轰帅府为威胁，其时停泊珠江沙面之外舰十余艘均卸下炮衣，以炮口向正河南的广东士敏土厂帅府。中山先生见状，即命广东交涉员传语：“如果外舰胆敢开炮，我即命陆军占领沙面，收回主权，使逞强者无立足之地。”结果沙面领事团气馁，后由北京公使团出面调停，即将全部关余如数交付，事始寝息。事后中山先生笑说：“谁谓罗桂芳大炮，其实罗桂芳有胆有识，（其实当时二、三高级职员是洋人，其余中国籍员工，多数平日厌恶洋员欺负同情革命）你们一般人怕洋鬼子怕惯了吧！”

　 （二）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关余事件之失败，乃妄图利用广州商团来颠覆广州革命政府。此一事件实酝酿于1924年8月间。其时有商团由丹麦船“哈佛”号私运军火一批，计长短枪一万支，子弹三百万发，为军政府缉获加以扣留（8月11日）。商团之主持者为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其幕后除英帝国主义外，尚有佛山之地主豪绅陈恭受，且与北方军阀吴佩孚及东江陈炯明叛军有联络，其蓄谋推翻广州之革命政权而建立其所谓“商人政府”已非一日。此次以运军火被扣留，陈廉伯即大肆叫嚣鼓噪，嗾使商人罢市请愿，不止广州满城风雨，甚至波及省内其他县市。政府面临商团之威胁，一部分人主张严厉弹压，另一些人则主张和平解决。时廖仲恺任省长，力主对商团捣乱加以严惩。当时曾在省长公署召开秘密会议，参与会议者有谭平山、蒋介石、李章达等，时我任省署总参议，亦出席该次会议，苏联顾问鲍罗廷亦被邀参加。会议决定首先收集全市存粮，以防商人罢市，粮食供应发生问题，并决定成立“革命委员会”，内定由我担任该会秘书。中山先生对此次会议决定表示同意，但却为主张和平解决之文武人员所反对，当时胡汉民、古应芬等认为和平可得商团报效费百万元为北伐军费之补助，许崇智、范石生、刘震寰等则企图分得没收的枪械，以补充自己的实力，他们出面调停，结果以械四成发还商团，六成充公，罢市者即日开市为条件，与商团方面取得协议，此事遂告一段落。廖仲恺以主张不行，商团气焰日高，遂辞去省长职务。继任者为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胡汉民初时亦赞同和平解决，以为可以内部暂安，而有利于东征北伐，但事态发展结果，证明当时与商团妥协，简直是养虎为患。此时商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的怂恿下，态度日见嚣张，日夜武装，扬威耀武，肆无忌惮。10月10日竟又胁迫全市商民罢市示威，并开枪射杀游行之工农学生等二十余人，受伤或被捕者达数百人，并公开提出“请孙下野”口号。此时帝国主义停泊珠江之军舰十余艘又配合商团行动作示威表示，公开为商团作保镖，声言如中国政府当局向市区商团开火，外舰即进行武装干涉。胡汉民至此，亦感到对商团已再无和平可言，乃急电韶关向中山先生请示紧急处置办法。中山先生闻讯即复电指示胡汉民对肇事商团严予惩办。胡汉民即召公安局局长李朗如到省署嘱其迅即作弹压部署，但李当时犹豫不决，理由为担心糜烂商场。胡以李无行动决心，且违背中山先生意旨，乃一面急电召驻韶之警卫军司令吴铁城率兵来省城复任公安局局长职（吴系前任局长），一面命省署总参议罗翼群商之滇军军长范石生、福军司令李福林各派所部协同警察武装平乱。吴铁城率部回穗复任公安局局长职后，经省署开会决定弹压办法。14日晚即开始向西关集结之商团进攻。由于商团表面上虽枪械、服装颇见整齐，而实际上素质甚差，与军警作战，一触即溃，乱事越日即告平定。关于此次事变，中山先生曾有“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发表，对事变经过叙述甚详。在事变之初，帝国主义虽亦以炮舰政策相威胁，但当革命政府决心以武力平乱时，又复知难而退。其干涉中国革命之阴谋，又复宣告破产。

　　从中山先生以上两次反帝措施，完全可以证实一切帝国主义及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真理。

　　十三、孙中山北上前之广东军事和财政情况

　　中山先生自1923年2月21日自上海抵广州以迄1924年11月13日离广州北上，此一年零十个月期间，算是中山先生革命过程中最艰苦、最复杂的一段。而中山先生不断前进的革命精神，却亦在此期间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确立“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是也。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开会以迄闭会不过十多天的时间，而中山先生亲临演讲达八次之多，足见中山先生对国民党改组期望之深切。在此一时期，广州革命政府虽稍立根基，但军事和财政方面，仍遭遇不少掣肘。在军事方面，帅府辖下各军总数号称十余万之众，实际上不过九万人（海军、空军实力有限未计在内）。其中粤军约二万五千人，许崇智大部分在东江，小部分驻广州；梁鸿楷等部在西江四邑及南路，小部在东江；李福林大部在广州河南，小部在东江；滇军约二万五千人，一部分在东江对付陈炯明叛军，另一部分驻北江及广韶沿线防御北军，尚有一部分留守广州及广三沿线；桂军刘震寰约一万二千人，大部在东江，小部在广州，刘玉山部三千人在东江；湘军约一万二千人，大部在东江，后调北江准备北伐；豫军约四千人，全部初在东江，后请缨北伐经赣鄂入豫；朱培德军约四千人，初在东江，后北调加入北伐；党军（黄埔学生军）约五千人驻黄埔，后东征；以上各军除党军不据防地及豫军请缨单独北伐外，其余各军多各据防地，霸占税收。湘军以来迟未获防地，生活最苦。各军中以滇桂军最为跋扈，两军高级将领只知搜刮享受，对东征北伐，则毫无决心与干劲，大有养寇自重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