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之演变(4)

　　7月1日，张勋等竟拥清废帝溥仪复辟，黎元洪避入日本使馆，被免职之段祺瑞乘机誓师马厂，旋败张勋于廊房，遂入北京迎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己则复任内阁总理。中山先生迭电以拥护约法、恢复国会、号召国人诛锄叛逆，而段祺瑞不恤，竟另谋召集临时参议院，企图毁法造法。其时海军总长程璧光不值段之所为，率海军第一舰队抵沪，宣言否认国会解散后之政府，并表示听命中山先生赴粤护法。中山先生遂于7月22日自沪乘海军舰南下，其他“海圻”、“肇和”等大小十余舰陆续同行。古应芬得讯，即嘱我携密函赶赴汕头迎谒中山先生报告粤中情况。我抵汕头时，海琛舰已将启碇赴穗，我登舰谒中山先生并随行南返。是时随行人员中，除朱执信、许崇智、黄大伟、胡毅生等多人外，尚有陈炯明，使我颇感意外，因陈自民国二年（1913年）讨袁失败后，便脱离中山先生，即至民国五年（1916年）讨袁驱龙之役，陈在惠州称粤军总司令，仍不奉中华革命党旗帜，此次何以忽又随中山先生南下？我在舰上以此私向许崇智询问究竟，许告诉我说：“竞存（炯明字）此次到沪，已幡然觉悟，认识到革命唯有服从中山先生领导才是正确的道路，经向先生表示竭诚拥护，故先生邀之同行，将来抵粤，当有用处。”我闻许言，一方面，深感中山先生对干部之宽宏大量，另一方面，亦觉陈能幡然悔悟，回头是岸，论公论私，值得欣庆。（有人说：陈至沪向中山先生悔悟，是由邓仲元从中劝说，那是不符事实的，盖陈至沪时，邓已偕我先返粤。）

　　海琛舰航行甚慢，每小时速度不过四五浬，而且不时停顿不前。据说是停航过久，舰底积结蚝壳甚厚，由于仓猝奉令南行，未及入坞修理。航行约一星期始经香港外绕道进入虎门下碇黄埔。中山先生率各舰抵黄埔之日为8月2日或3日，广东督军陈炳焜、省长朱庆澜等均前来迎迓，中山先生登岸后即进驻前海军学校（后并入黄埔军官学校）为行辕。既而国会议员纷纷抵粤，我被派为招待人员之一，赁长堤照霞楼为办公地点。由于来粤议员尚不足开会法定人数，遂于8月25日以国会非常会议名义在广州开会，30日会议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9月1日选举中山先生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9月10日，中山先生在广东省议会（国会开会地点）就海陆军大元帅职，并经择定珠江河南岸的广东士敏土厂地址为大元帅府办公地点（选择此地为帅府办公地，主要是借助于福军司令李福林的武装巩卫）。其时陆荣廷、唐继尧迟迟无就职表示，帅府新任命之各部长，因而亦多未就职。中山先生为了促进局面的开展，曾派胡汉民（新任交通部部长）再度往广西武鸣说陆荣廷，又命章太炎以大元帅府秘书长名义往川滇说唐继尧及西南各将领，然均无甚效果。帅府成立后，经费方面异常拮据，由于粤省财政全为桂系把持，无从挹注，只能靠借债及华侨方面捐款接济度日。廖仲恺当时为财政部次长署理部长，虽鞠躬尽瘁，多方张罗，然国会经费及海军军费，仍不能依时如数发给。帅府所属职员，当时亦无薪可发，各人不分职级，每人每月只能领到广东毫洋二十元，仅足供个人食宿之用，生活十分艰苦。但在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号召下，大家都能刻苦工作，未见动摇。由于军阀在财政上的掣肘，使中山先生极为愤懑，后来炮击莫荣新，固有其种种重大之原因，而对此财政之见扼，亦与有关系也。

　　二、援闽粤军成立前后

　　中山先生南下护法，虽有海军方面之支持，然本身并无基本武装力量。此时广州实际上已完全落入桂军势力范围。广东部队虽有魏邦平、李福林、黄明堂等部对中山先生尚称拥护，滇军李烈钧所部两师中，只有张开儒师比较服从中山先生指挥，其余方声涛师还是阳奉阴违，即以此少数拥护中山先生之部队而论，亦皆实力未充，不足以谋大举。

　　广东省长朱庆澜，辛亥革命时曾以陆军统制官在四川反正有功被举为四川军政府副都督，旋去职，实为翊赞共和之一人。民国五年（1916年）被黎（元洪）段（祺瑞）任为广东省长，就任一年多来，在桂系军阀掣肘下深感不能有所作为，1917年9月间，朱决心辞去省长一职，当时曾向中山先生建议将所辖省防军二十营改为省长亲军，任陈炯明为司令，归大元帅府直辖；同时复向中山先生陈述：省长继任人选以由粤人充任为宜，盖一则可以顺应广东民情（尽人皆知，粤省自民国二年（1913年）龙济光入粤，继以桂系统治，四年多以来，粤民备受压迫剥削，咸有“亡省”之痛），二则可以使帅府取得粤省民财两政之权。当时中山先生甚韪其言。适胡汉民自武鸣回穗，胡在辛亥革命广东光复时曾出任都督，中山先生满以为以胡之资望出任省长，当不成问题，遂通过省议会选任胡为省长。其时广东督军陈炳焜因弛广东赌禁而有开赌受贿之嫌，颇为粤人所诟病。陆荣廷迫得调之回广西，而命广西督军谭浩明督粤，谭未几出任援湘联军总司令，遂命广惠镇守使莫荣新升任粤督。莫荣新对胡汉民出任省长表示反对，对省防军二十营归帅府直辖一事亦不予同意。莫对中山先生表示：当此军事时期，省长一职纵由粤人继任，亦应就有实力者遴选，方能应付粤省纷乱之局面，并介绍肇罗阳镇守使李耀汉（广东新兴人，较与桂系接近）出任，乃通过省议会选任李为省长。中山先生当时碍于形势，对省长人选问题不能不对桂系有所迁就，遂不坚持由胡汉民继任的主张，但声言省防军二十营必须交由帅府直接统辖。莫荣新初时仍拒而不纳，中经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多方折中，且说明此部军队不留在粤境，必使向外发展。最后莫荣新始予同意，但仍坚持指挥官须由粤督任命以一军权。时值段祺瑞欲以武力统一全国，在湖南方面已与谭浩明所率之护法援湘联军接触之外，并以驻福建臧致平师协同叛附北方之广东陆军师长兼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向东江进窥（不久即被粤方平定）。中山先生遂决定以原省防军二十营为基础成立援闽粤军，并决定以陈炯明任援闽粤军总司令。由于徇桂系意见，总司令一职须由督军任命，陈炯明初时颇不愿意，以为自己的资望早已驾乎莫荣新之上，不甘于受莫委任。中山先生乃通过汪、胡二人传语炯明，谓受莫委任，是为革命发展而屈，是为将来解除粤人痛苦而屈，且援闽军事势在必行，粤军成立后即出发省外，莫荣新亦不可能予我以掣肘。炯明经此晓谕，始勉强受命。

　　援闽粤军成立后，中山先生异常欣慰，以为有了此二十营之基本部队，从而集中党内人力物力以支持其发展，前途希望极大。因此在粤军人事安排上很重视，除命中华革命党军务部次长邓铿（字仲元，辛亥革命时曾共陈炯明光复惠州）为总部参谋长，以辅助炯明外，鉴于许崇智原为辛亥革命福建首义之新军协统，光复后任师长，癸丑之役曾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尚多袍泽留在闽中，对援闽军事影响大，宜令其参与援闽粤军军务。但许当时为中华革命党本部之军务部长并兼大元帅府参军长，秩视上将，一时颇难位置，最后经邓仲元参谋长与中山先生反复研究，仍决定劝许屈就援闽粤军的支队司令（秩视少将），许为服从总理和革命前途计，终于欣然允就。其时，我个人原任帅府少将参军，亦遵中山先生命出为总部中校副官代行副官长事（副官长已委定黄强，但黄多在外负责交际联络工作，不常在总部）。

　　援闽粤军总司令部设在越秀南路之惠州会馆（即今之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原来的省防军二十营分别改编为援闽粤军若干支队，每支队辖三四营，至少二营不等，当时的支队番号建制人选约记如下：

　　第一支队司令李炳荣，辖三营；

　　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副司令关国雄，辖四营；

　　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辖三营；

　　第四支队司令邓本殷，辖三营；

　　第五支队司令洪兆麟，辖三营；

　　预备队司令熊略，辖二营；

　　游击司令徐连胜，辖二营。

　　援闽粤军于1918年1月初开始出发至潮梅地区集中，1月底完结。当时陈炯明对莫荣新故示恭顺，希望获得惠潮梅军务督办的衔头，借助于地方人士之力，作为扩充部队之张本。在未出发前，邓仲元向陈炯明建议去电上海方面邀请蒋介石、吴忠信两人来总部任职，由于蒋、吴二人对中山先生素表敬仰，仲元在沪时与他们也时相过从，仲元谦谦君子，常对我言：“本军任务不止援闽，将来北出长江，问鼎中原，非网罗人材不为功。”并谦称，自问对军事规划与指挥才略不如蒋、吴。当征得中山先生同意后，邓即嘱我草拟电稿由他出名邀请蒋、吴来粤参赞军幕。未几，蒋、吴二人果来任总部上校参谋，按照蒋、吴当时资格，此种职位亦系屈就。他们来后，对仲元和我私下谈心，都说：“我们入幕，系为服从中山先生革命而来，并非为帮陈炯明而来。”足见当时中山先生及其革命主张，在援闽粤军干部中具有崇高的感召力，陈炯明个人对中山先生及中华革命党虽一向若即若离，但援闽粤军仍不失为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基本革命武装力量。

　　三、炮击莫荣新之始末

　　中山先生炮击莫荣新有两次，一次在援闽粤军未成立之前（约在1917年11月中旬），一次在援闽粤军已成立之后（1918年1月3日）。但前一次因炮未响而作罢，且事关秘密，故鲜人知者。兹分别忆述当时实况如下：

　　中山先生南下护法三月，外而西南群帅意见不一（兼有政学系岑春煊、李根源及其他官僚政客在背后作祟），内而广东军政当局不听号令，形同割据，飞扬跋扈无异于北方军阀，徒建大元帅空名于上，而护法运动迄无进展。中山先生对当时局面极表不满。广东督军莫荣新为桂系头子陆荣廷之爪牙，事事听命于武鸣，视军政府如无物，对军事及财政更多方掣肘，而粤人痛恨桂系之压迫剥削的程度，亦不减于对龙济光。中山先生于愤慨之余，乃决定对莫荣新之跋扈专横有所膺惩。其时援闽粤军尚未成立，约在1917年11月中旬，中山先生密令所属海军驻省河舰只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并令听命帅府各陆上部队俟海军发炮后即起而响应。时除命朱执信直接指挥驻河南（广州人将珠江南岸称之为河南——编者注）之李福林部队外，并命罗翼群分别秘密联络驻在河北（广州人将珠江北岸称之为河北——编者注）之司令黄明堂（驻白云山郑仙祠一带）、魏邦平（驻广州东山一带）及林虎部梁鸿楷营（驻燕塘）约期出动进攻莫荣新之督署（在越秀山下，即今之中山纪念堂地址）。梁鸿楷当时已答允一闻炮声即率全营袭取隔邻之苏世安炮兵团，同时并约定由罗翼群所领之炮兵学生莫昌藩、彭凯勋、梁耀宗、王昭荣及伍汉屏等，进劫炮兵团，得手后即开进牛王庙阵地，掩护步兵进城。约期既届，是夜，我率炮兵学生及其他军官共十余人，先到沙河息鞭亭酒店开房，佯作雀战消遣，准备闻炮声即出动，但候至天明仍未闻炮声，我乃即乘马车至东堤渡江入大元帅府询问究竟。始悉中山先生昨夜未登军舰，临时改至中流砥柱炮台亲自指挥台兵（已预先约好的）发炮，奈因炮是三十年前彭玉麟来广东任海防大臣备法军侵略越南时所制的旧炮，药包潮湿，轰不着火，中山先生因已疲乏即回府休息，并嘱有关人员和部队改期再举。是为第一次炮轰莫荣新流产的经过内幕。

　　第二次炮击时为1918年1月3日。此时援闽粤军已成立，在准备期间，中山先生命朱执信任指挥陆上军队之责，并命许崇智、罗翼群协助陈炯明响应举事。由于准备期间联络运动各部队范围较广，计划事先即被泄漏。当时中华革命党内及军中一些主要干部意见仍未一致，或以为中山先生此举过于冒险，但中山先生态度坚决，不为各方动摇意见所沮。2日夜间，张继及方声涛（滇军师长）二人来帅府劝阻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正告二人：“吾意已决，汝等不应多言。”并令二人暂留帅府一室（直至翌晨炮击完毕后始命离去），防其外出泄漏是夜军事行动云。是晚八时许，许崇智和我两人同到帅府，中山先生嘱我们即去惠州会馆粤军总部通知陈炯明准备响应。我们辞出帅府时，许谓时间尚早，邀同我先到东堤宵夜后再去粤军总部。我们到总部时已近夜半，陈炯明、邓仲元二人尚未就寝，还询问我等深夜来此何故。许即出示中山先生命令，并告陈、邓二人，中山先生准于深夜十二时许亲登同安军舰，并命豫章军舰随行，准备同时向督军署发炮。陈炯明闻言深表惊讶，初谓海军未必听命，即使海军听命，陆上部队亦未必轻动，言辞间颇怪中山先生此举轻率，且以事先不与彼个人商量为嫌，大有袖手旁观、一笑置之之意。我等坐谈未一小时，即闻炮声数响，俄而响声渐密，同时，游击司令李安邦已遵令率小兵舰巡江，向长堤桂军驻兵机关如江防司令部等用机枪扫射。许崇智乃问陈炯明此刻可以下令出动否？陈曰：“我现所部都是新拨来的部队，素无一点情感恩义相结，事前又未对官兵说明，一纸命令，恐不生效，甚或败事。”我便插言：“梁鸿楷一营总可以先发动，前次曾由我手送梁五千元为发动费，梁曾坚称誓死有以报命，我今自去梁营发动何如？”陈阻止我说：“梁营一营，力量太薄，有什么用？”仲元亦说：“稍待一下，看执信方面情况如何再定可也。”（执信是时在双门底拱北楼担任临时指挥驻江北已联络的部队）我等数人在粤军总部待至天明，除闻李安邦巡舰不时向长堤桂军机关扫射外，未闻任何一部陆上部队有所响应。而最可怪异的，是桂军方面绝无一枪还击，事后得悉莫荣新事先已得密报，曾集合其谋臣策士商量对策，莫的参谋长郭椿森力主镇静，不予还击，谓“还击则彼众我寡（时在省垣桂军不过四五千人，而滇军及粤军共约一万五千人），决无胜算，不还击，人将谓曲在中山，彼将更成孤立”。由于莫荣新采取郭的不理睬政策，加以陆上之滇、粤军不起而响应海军的发难，事态遂没有扩大，而中山先生讨莫计划又告失败。中山先生并因过度疲劳致病，休息了数日，莫荣新还曾假装若无其事，亲到帅府向中山先生问疾。当时人谓：“陆阿宋（陆荣廷为土匪时所用名）及其伙伴，能做到今日地位，也是有他们一手的。”从莫荣新应付中山先生的炮击一事看来，其阴险诈伪亦可见一斑。（有人说，莫荣新还曾买凶——拱卫帅府之福军连长胡新行刺中山先生，被侍卫察破，而由李福林借故把胡新枪决云。附记以备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