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之演变(10)

　　广东原为富庶省份，养兵十万，本来绰绰有余，但由于税收为各军霸占，帅府财政不能统一，军事进行亦大受影响。当1924年秋中山先生亲率大军北讨曹吴之际，命廖仲恺为大本营财政部长、军需总监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廖仲恺鉴于武人专横，财政割裂，如不整顿，势难有为，遂于未就职前先发一条（9月17日）电，呼吁各方支持统一广东财政。电文中指出：“粤省自军兴以后，财政久陷分裂，厘捐粮税，悉为各军截收，赌饷烟捐，亦由各军支配，是全省税收，业已瓜分豆剖，点滴无遗……若夫去私言公，按症发药，则核实兵额，统一财政，洵为目前唯一办法。”根据廖仲恺分析：当时“广肇罗南韶连防务费（赌饷）一项，岁入可及千万；禁烟收入约得二百万，粮税、厘捐、盐饷共约二千万；合计当在三千万以外。现在各军有枪之兵不过八万人，以每名月饷八元计，月需仅六十四万元，官长夫役补充兵以及服装各费，按照恒例，应值兵饷三分之一，即从宽计算，亦不过一倍而止，合计月需至多不过一百二十八万元，年需仅一千五百三十六万元而已。至兵舰要塞及其他军事机关，经费有限，以三千万元之收入，支一千五百余万之军费，所余正多，何至匮乏若此？又就兵力论，东江之敌约三万人，南路亦不过万人，我军现有八万余，以四万布防东江南路，一万分驻省会及各县外，尚余三万之兵力。江浙奉直，战事正酣，曹吴自顾不暇；倘以精兵三万北出江西，赣州、南昌，指日可下，西南半壁，大势立成，从此联络奉浙，饮马黄河，全局底定，翘足可俟。……各军长官，诚能以大局为重，核实兵额，归还财政，涓滴无私，饷粮自足，若仍分裂，利不相让，害不相救，则剥肤及骨，仲恺虽愚，亦知补苴无术”。此电发出后，分割财政最多之滇桂军将领，仍充耳不闻；仲恺于是遂不就职而专致力于中央党务及黄埔军校校务。时胡汉民继廖仲恺为广东省长，我仍任大本营参议兼省长公署总参议。一日，汪精卫、古应芬携帅府任命状到省长公署找我，内容为派我当“广东全省筹饷总局总办”，我早在廖处获悉办理财政困难情况，乃对汪等表示不敢接受任命，我当时还说：“筹饷局总管烟赌饷事，广东人拟之为屎坑，入过屎坑，浑身会沾上臭味的。”经汪、古二人传中山先生敦谕，并迭以大义相责，我始勉强答允，但希望多派干部协助。旋有前财政厅厅长梅光培（美洲华侨同志）奉派为筹饷局会办，遂同时就职。当时陆军军官学校新办，经费十分支绌，蒋介石知我就此职，即来函请设法拨助军校伙食费每月一万元。当时筹饷局全部饷额，均已为滇、桂、粤、湘各军支配净尽，无可挹注，后查得过去烟赌承商每月致送总办干修五千元。我乃灵机一动，一面饬令承商照送，一面报明帅府每月拨助军校伙食费五千元，虽然只及蒋所要求之半数，但蒋事后亦向我表示满意，这也算是我帮了他一个小忙。未几，中山先生又派我为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北伐诸军饷粮，悉归调度。记得曾一次筹足大洋八万元（内临时商得沙面三井洋行暂借四万元），亲解韶关谭延闿代帅（时为湘军总司令兼韶关大本营代帅）为督师北出之需，蒙其盛筵款待（谭对饮食素颇豪侈）。此两机关直撑持至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时始告结束。

　　十四、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借廖案攫取广东军权

　　回忆中之1925年，堪称多事之秋。当1月下旬中山先生卧病北京之际，陈炯明曾大举进攻虎门、石龙，幸党军合粤军迎击大破之，追进至平山、三多祝，所向皆捷，至2月杪，遂攻克海丰陈之老巢。及后棉湖之役，廖仲恺亲临火线，党军士气振奋，卒能以寡胜众，克潮梅，定汕头，群贼披靡，退窜闽赣边区。中山先生逝世前夕，尚及闻东江我军之捷报。中山先生逝世不久，作为革命根据地之广州，6月间又遭杨（希闵）、刘（震寰）之乱，赖党军与粤军许崇智部、湘军谭延闿部及滇军朱培德部合力讨平之。杨刘之乱以6月12日甫定，而23日沙基惨案又作，廖仲恺等指挥民众以与帝国主义抗，事态未至扩大。7月1日，以汪精卫为首之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此时汪虽名为主席，但党政军大权，实际集于廖仲恺之一身（廖为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军委会委员暨广东财政厅厅长），此时国共合作，融洽无间，但国民党内右翼人物对廖甚为嫉视，不断散布谣言。谓廖仲恺已加入中国共产党，行将“赤化”广东，最后竟以极端卑鄙手段阴谋不利于廖。8月21日，廖仲恺不幸被刺牺牲。9月，蒋介石即借廖案驱逐许崇智攫取广东军权，进一步控制党政。距中山先生逝世不过半年，局面变化之激烈，实出一般人意料。以下着重叙述个人在廖案发生后有关蒋介石攫取广东军权的亲历见闻。

　　当刘杨之乱告平定后，我率所部“建国军潮梅军”（中山先生离粤北上前，以我熟悉潮梅方面情况，委我为建国军潮梅军军长，该军由潮梅各地地方部队及一部收编之叛军及绿林队伍组成，任务为瓦解叛军内部、协助党军粤军东征）驻石龙等处待命，时筹饷、军需两局已告结束，我以饷糈问题于8月中旬来省城，20日晨谒廖仲恺先生于其东山住宅，共进早餐及商量问题，廖嘱我于午后至财厅领款。旋一同出门，我辞出后径返寓所，廖则偕夫人何香凝乘车赴中央党部开会，途遇监察委员陈秋霖，遂同车至党部。入门甫升阶，即有凶徒五六人突起狙击，廖仲恺被击中要害，遂卒。距我返抵寓所，计时不过半个钟。我闻凶耗，即赴广东公医院（今中山医学院）看视，不禁大恸。陈秋霖委员亦被创，后二日廖先生卒。

　　蒋介石以廖党代表之死，当时哭之甚恸，誓言严缉凶徒惩办为廖党代表报仇。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临时革命委员会对时局加强控制。当时查得凶手陈顺（因伤重被捕，二日后毙命）与朱卓文之亲信郭敏卿有关，又传朱卓文与胡汉民之弟胡毅生及胡之亲信林直勉有关。蒋遂派兵逮捕胡毅生及林直勉，胡逃脱，林则被捕（安置于虎门炮台凡三年，后以查无实据获释）。胡汉民当时以国民政府委员兼任外交部长，至此亦被蒋以保护为名派兵押送至黄埔军校，旋就医于大沙头颐养园，后又迫出国赴苏联考察（至次年4月归国以病居沪）。中山先生逝世后，胡汉民在国民党内资望最高，此次以廖案嫌疑被排挤，蒋、汪二人合作之局面已成，以后并在一段时期内以“左派”姿态出现，对人民起过一些迷惑作用。

　　当时崇智任粤军总司令，为蒋之顶头上司（蒋当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部参谋长）。过去蒋许之间关系甚密，并结金兰之谊。廖案发生后，蒋即极力要好汪精卫，并与粤军师长李济深（梁鸿楷部）及“福军”司令李福林阴相结纳，暗中监视许部军官多人。9月19日夜，蒋突派黄埔军校学生军，包围许于东山公馆，使之与外界断绝交通，复以大部军队分路袭击许之亲信部队许济等部并将之缴械，同时又派兵分别逮捕与许关系较密之军长梁鸿楷、张国桢，旅长杨锦龙、梁士锋，粤军总部军需处长关道，广东财政厅厅长李基鸿，总部秘书长兼广东沙田清理处长江维华以及海军司令招桂章等八人。20日蒋介石以亲笔信致许，略谓“公以寡断，不能整顾所部，请公暂离粤赴沪休养三个月，待所部整饬后再请公回来主持”等语。此信交由旅长陈铭枢面呈许崇智，并附有买定的招商局赴沪船票。许以变生肘腋，措手不及，只好在陈铭枢伴送下登舟离省。犹记是日广州各界正假粤军总部礼堂（旧省议会，今为革命历史博物馆）开会追悼廖仲恺，我依时前往致祭，觉礼堂寂然，遇宪兵营长林祥，林私语我以许被迫离军消息，我闻言大惊，匆匆返家，坐卧不安。同日（20日）晚饭后，突接蒋亲笔函邀我即至旧造币厂（蒋之驻省办事处）有要事面谈。我以事已至此，不去不行，虽自问平日与蒋从无抵触，且曾在解决军校经费方面对蒋有所帮忙，但仍深虑过去在粤军中与许崇智关系较深，蒋目前已决心要解决许，并捕许部多人，亦难保不被株连。当我抵达旧造币厂后，蒋在客室相见，汪精卫亦在座，我暗察两人对我均面露笑容，握手寒暄，似无恶意，心始释然。汪先开口问我：“冀群，我们今日所做的事，尔以为如何？”我佯作不知，反问汪什么事。汪说：“汝为（崇智别字）今天去上海了，从此粤军可以整顿，将来北伐再请他回来，目前至要紧还是肃清东江叛军残余。”蒋介石接着说：“今晚请翼群兄来商，就是为第二次东征的事，我们准备半个月后即出发，但开拔费还要待筹，你是有办法的，可以帮帮忙吧！”我回答说：“我自从前年冬兵站事务交代后，至今还积欠米煤等商号凡三十万元，财厅至今未予负责清偿，我的信用不比从前了，要向商场筹借，恐无希望。”蒋笑说：“不是这样的，我现在扣留了梁鸿楷等八人，他们个个平日都是脑满肠肥，捞钱不少，全都是你的熟人，我拟请你去和他们家属商量，共同筹足一百万元报效给政府作为东征开拔费，如能办到，我便可从宽处理他们。”我说：“看来一百万元太多了，他们能力怕不能超过五十万元。”蒋说：“你尽量去搞吧，总之要快！”我说：“固然要快，也得经过法庭才好办。”蒋说：“对。可以照上年审判程天斗的办法去办吧！”（程天斗原任广东省银行行长，6月16日之变，曾乘乱盗取公款百余万元逃去香港，被廖仲恺发觉，后程自港来省为公安局扣留查办。程不认账，于是帅府令组军事法庭，以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为审判长，军政部长程潜、兵站总监罗冀群为审判员，市公安局长吴铁城为检察员，财政部长廖仲恺出庭作证。经一审属实，即判程死刑，后卒由魏邦平劝程报效军费四十万元赎罪，帅令特予赦免。）此时适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进来，我灵机一动，即对蒋说：“此案就交周主任去办吧！”蒋说：“还是以三人组织军事法庭，因八犯中招桂章是海军的，应在海军方面找一人参加。”当时经过商量决定以我和周恩来、欧阳格（海军）三人组织军事法庭。蒋建议以我为审判长，我以要和各犯家属接洽，不便担任审判长为理由向蒋力辞，结果遂改以周恩来为审判长。是晚我在造币厂逗留三个多小时才返家，家人坐待已焦急万分，至是始相庆幸。时梁鸿楷等八人，均被扣押在军校内，手足均加镣铐，我见状颇为难过。旋即在军校开庭审判，分别判处重刑。我照蒋意，劝各人家属献金赎罪。在进行期间，一日周恩来到我家说：“蒋意不要张国桢、梁士锋、杨锦龙三人的报效费。”我闻言即担心该三人凶多吉少，果然不久，蒋下令将张等三人枪决。其余梁鸿楷等五人在合共献出报效费三十三万元后分别获得释放。

　　十五、从蒋东征及忤蒋被扣

　　蒋介石既迫走许崇智，遂着手将粤军分别编遣，提升李济深为第四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五军军长。此时蒋介石极力拉拢汪精卫，汪、蒋二人皆以左派面目出现，博得共产党及国民党党内进步分子的支持，党政军各方面均出现朝气。蒋锐意筹备第二次东征，成立东征军总指挥部，蒋任总指挥，汪任党代表。东征军总指挥部成立不久，蒋、汪即任命我兼总指挥部总参议，蒋并要我随他一路出发，同时又要我将所部交参谋长蔡慎代领，归程潜军长指挥，向东江推进。蒋表面上对我非常之好，其实就是要将来解除我的兵柄。

　　东征前，广州国民政府辖下各军布置大约如下：谭延闿湘军及朱培德滇军大部在粤北防守，小部在广州；李济深粤军一部在西江及四邑两阳，一部驻广州、东江；李福林部大部在广州，一部在东江；党军已扩充为一个军（蒋自任军长，何应钦任副军长），其全部作为东征军主力，此外粤军一部及程潜部第六军和我所部潮梅等军亦加入东征军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