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前后甘肃知识界政治思潮的转变

       关于辛亥革命的起止年限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为了能更深入地研究辛亥革命期间甘肃知识界政治思潮的演变，笔者认为可将上限追溯到1894年兴中会的创立，下限延至1918年护法运动的失败。另外，为了更准确地把握本文的主题，有必要对甘肃知识界作这样一个界定：即封建科举出身的清代知识分子也包括一些从政的人，还包括民初新的教育体制下诞生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中有甘肃本籍的人，也有来甘从事政治生活和草命活动的外省知识分子。因为这样不仅有利于从不同的阶段、：i-同的事件、不同的阶层中分析甘肃政治思潮在这一进程中驹形成及其成因；而且有利于完整、系统地把握甘肃辛亥革俞全部过程。

    19世纪末的清政府内忧外患，大片国土沦丧，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而统治阶级的腐败更是加剧了危机的到来。然而，这个时期却促进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民族民主革命意识的觉醒，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一大批具有强烈参政意识的知识分子出现了，最典型的当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受中国传统儒学影响较深的维新派学者，他们已具有政治改良的意愿。清政府对维新运动的镇压更是加速了其危机的到来，为了挽救封建统治，推行了著名的清末“新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或改良虽然十分地不彻底，但还是造就了一批具有改良思想的、维护清朝统治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一时期，甘肃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两类：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地主阶级改良知识分子。其突出表现有：

    甘肃举人公车上书。甲午战争后，康有为在北京领导“公车上书”。甘肃举人积极参与，他们参加了松筠庵的集会和大家一起通过了康有为起草的联名情愿书，在书上署名的甘肃举人达61名。此外，还有76名甘肃举人联名写了《请废<马关条约>呈文》，呈文中写到：“惟此次兵端，始自倭夷，而加倍责偿于我，与公法既不相应；且国家岁入七千余方，关税居十之三，今所许倭夷兵费至二万万，磬各关十年课额，不足供之，猝有水旱盗贼，将何以济7”w对待台湾问题，呈文中写到：“台湾虽弹丸地，而岁入较贵州、甘肃边省实远过之”，“割台而辽南尚非我有，是列圣弓剑之区，他族竟可逼处也。且黑龙江外五千里之地，已为俄人所有：松花江中，又有俄人驶船之事。倭局于南，俄蠢于北，扼吭拊背，孤立可忧。”表达了反对赔款、割地的强烈愿望。

    安维峻上疏。安维峻是甘肃近代著名的知识分子，1893年直言上谏，支持光绪皇帝与主和派斗争，战败后又上《请诛李鸿章疏>，清光绪二十二年，安维峻在《与李叔坚书》中写到：“和倭以来，于今三年矣。此三年中，不以卧薪尝胆、整军经武为毁约之计，而皇皇焉剥取中国膏血以豢敌，何颠倒以至于此！东三省已奉送俄人矣，欧洲诸大国环而伺制之，直欲瓜分中土而后快，未审将来何以应之？罪臣已矣！一经放归，即取雁门西旋。”迢表达了其反帝爱国主义立场。

    1910年至辛亥革命期间清政府实行“新政”，甘肃地方当局秉承意旨，对“新政”措施予以积极推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1905年设立了农工商矿总局，兰州道彭英甲任总办，1906年彭英甲设立了劝公局厂，1910年改谩劝业道来专门办理全省农业和交通事宜，这在客观上为甘肃造就了一批实业技术人才。(2) 1909年10月，甘肃地方政府响应清政府“新政”举措设立了谘议局，谘议局本身有权议决本省行政革新事件、预决算、税法、公债、选举资政院议员以及讨论本省所负债务等，但议决事项，须取得本省督抚同意才能生效。清政府谘议局在实践中虽并没有起到代表民意的作用，士绅阶层的知识分子大多只能献言献策而无实际权利，比如陕甘总督升允奏甘肃设立谘议局筹办处情形摺中写到：“以行政之事归官吏，以建言之事归士绅。”㈢但谘议局这一新鲜事物客观上却使甘肃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了解了西方君主立宪政体对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和辛亥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3)文化教育方面，破除传统的封建教育体制，兴学堂，制定新学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方针，新的教育体制的推行，无疑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民主法制思想在甘肃地区的传播，这些对甘肃近代知识分子的进步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的来说，19世纪末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甘肃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反帝爱国，希图通过改良来达到挽救清政府危亡的目的。这种思潮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原因，分析起来大致知下。

    其一，洋务运动对甘肃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清朝统治阶级内的封建官僚兴起了“自强”、 “求富”为内容的洋务运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洋务运动在甘肃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文化教育方面使甘肃产生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改革图强为己任，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例如，左宗棠在这一时期奏准朝廷使陕甘两省乡试分闱，设立甘肃贡院，刘尔忻、张林焱、杨思、范振绪、慕寿祺等都是从甘肃贡院中走出来的。这批知识分子在后来的辛亥革命问题上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类赞成和拥护民主共和，如范振绪、慕寿祺等，一类则敌视和反对，如刘尔忻、张林焱等。特别指出的是安维俊，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但对政治改良和西学却持反对的观点，比如他在《望云山房诗集》中写到：“一纸新闻学泰西，问谁怀抱古人齐？与君且理名山业，黄鹄何堪混骛鸡！”∞塞里将儒家正学比喻为黄鹄，而将西学比喻为骛鸡，反应了其思想保守与退步的一面。

    其二，维新思想对甘肃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认识到着眼于“坚船利炮”、“工艺技巧”的洋务运动不仅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反而更凸显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西方“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而中国的弊端却在于“上下隔绝”，“在驾守旧法而不知变”@。政治制度的变革已成为普遍的呼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受巾国传统儒学影响较深的维新思潮应运而生。甘肃举人的“公车上书”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除李于锴（《请废<马关条约>呈文》的起草人）外，还有一大批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如，王昭男、王世相、陈协华等。

    其三，清末“新政”对甘肃知识界的影响。随着《辛丑条约》的签定和立宪运动的高涨，清政府为了缓和矛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实行了某些变革。甘肃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变法意旨，虽然变法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却促进了甘肃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近代学校教育事业的创办，为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为甘肃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比如，谘议局的设立使广大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民主政治的概念：各类高等学堂既开设“中学”课程也开设“西学”课程，从而造就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新政”期间，甘肃省还选派学生到京师大学堂、京师政法学堂去学习。1909年又选派了五名学生留学日本(7。这些学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