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革命前后实业教育的发展看当时资产阶级(3)

提供了有利条件，1906年，该省拥有九所初等与中等实业学堂，全部或部分由私人出资建立。1907年又增设五所，1907年再增设三所，有的私立学堂后来改为官立，因此私立学堂占全省二十一所中的十四所。

    私立学堂的创始人团体。

    1906年后，教育会在全国各地兴起，虽然它们对实业教育的兴趣并不一致，但它们经常介入。其中最活跃的要算江苏教育总会，它引起了为促进与改进实业学校全国性的反响。该会于1905年10月在上海由三十几位名流创建，初名江苏学会，接纳“与学务有关系，实能担任推广扶助学务，兴办工商突业有成效”的25岁以上的绅士，发展实业学校是其宗旨之一。该会利用其中忠诚能干的会员，特别是史家修和黄炎培（后者为举人，并出身于南洋公学），组织讲座、视察、咨询，并为学校教职员与支持者印行资料。1910年，江苏教育总会向咨议局提出有关教育问题，并为它起草由十月全会所通过的、旨在资助办两所新办实业学堂的法案。该会于1911年5月在上海发起召开全国各省教育总会会议。会议提清学部将初等学堂里的手工课定为必修课程，在高等学堂里把实业放在首位。这些草案在隶属学部的rli央教育会IlI重新提}lj讨论中央教育会由学部委任，1911年7月15日至8月3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为对抗由上海会议所产生的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

    参加本地教育会的商会会员，对商会起促进作用，因此从1907-1908年开始，商会也对实业学堂表示某种程度的关心，如芜湖的商业学堂得到商会的补助，南昌也是这样。

    社会上对实业教育发生兴趣的阶层逐渐扩大、起衩我们看甄的是一些高级官员和同官场有联系的文，Z．，他们与其冠僚间的差异，并非由于经济情况或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是由于他们具有改革的愿望；所谓‘改良派“的称I正好标出他们的独特性，然而把“资产阶级”’&』称号加在吴汝纶、罗振玉、陈毅、张之洞、张百熙或袁世凯等身上似乎并不相称，除非我们称所有当时的官员和文人为“资产阶级”，但这样做是荒谬的。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为他们不但并不表达那些他们以外的个人或团体的企望或模糊情绪，相反，他们提出了新的思想，并为启发他人了解和支持他们的想法而不得不作出极大的努力。罗振玉和张謇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张謇虽然经管庞大的纺织企业，但并不是他去敦促罗振玉考虑适应企业专门需要的新教育方式，而是罗振玉自己从1901年起孜孜不倦她说服张謇采用技术教育的必要。1901年4月，张謇在<变法平议》中宣称农工商学校可以慢慢地来。此后的几个月经常被张謇咨询有关教育意见的罗振玉，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刊登了许多关于实业教育的资料及为实业教育呼吁的文章，其中主要的一篇是他亲自执笔的，题为《论中国亟宜兴实业教育》。恰好在张謇偕同罗振玉的两个密切合作者赴F{考察之前，发表了德国实业教育章程的译文。他从日本回国后，才采取在南通创办实业学堂的初步措施。

    在大部分情况下，实业教育的发展首先是通过行政的途径，即下级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人们自然可以看到各省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这蜘不平衡与各省的经济富裕及现代化的程度无关，教育的发展与否仅仅取决于各省有无赞成革新的高级官员。松寿治下的浙江，其实业学校数字反而比不上锡良治下的云南。

    自1907年以来私立学校的数目有很大的增加，这更多地反映出地方的富裕，但在现代商业与工业繁盛的区域里，创校的成果并-不就比其他地方超过多少。以上海为例，它在这方面并不胜过苏州很多。事实上，许多实业学堂的创办人均为绅士，他们的收入也是这一阶级的传统经济来源：公职、地方行政利润、束惰、信贷利息、地产。如果我iJ蓿引、在他们左右出现了越来越多当时称为绅商这样灼人，那么他们．It问既包括投资于现代企业的官员和士大夫，也包括出钱购买官衔的旧式富商以及亦有身世的新式实业家。对实业学堂发生兴趣的那个为数不多的社会集团，大部分并不是以现代化经济领域作为其主要活动，或作为其收入主要来源的那些人，即真正的资产阶级。而且在“纯”资产阶级中，支持其他教育事业的人似乎比支持实业教育的人更多。银行家、大商人与工业家更加偏重普通教育和创建法政学堂。对实业教育的创办、对农业教育的特别重视，很清楚地显示出绅士们的决定性作用。

    还要注意到下列事实：1900至1911隼间的革命思想总的说来，对教育不甚感兴趣，对技术教育几乎保持缄默。讨论技术教育、发表赞成技术教育的思想潮流，在中国国内开展，而当时参与讨论的人士及其思想倾向在政治上大都是态度温和，拥护君主宪政。这些讨论发表在《教育世界》及后来的《教育杂志》。

    孙中山临时政府早期的措施之一，是取消在1912年1月19日普通中学的文科与实科的分科制。在新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向1912年7 nl0日在北京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提出的许多计划中，包括一份新订的技术教育章程，章程经过讨论通过，最后于1912年9月颁布。但它仅对先前的制度作了粗略的修改，并没有提…真正的革新。对普通教育作了较多的改革，教育部和与会人士最关心的还是普通教育问题。共和革命虽然使清朝最后几年已出现的教育上的各种新方向一度充分发展、特别在普通教育方面，但它对技术与职业教育并未带来任何激情。它以缓慢的步伐继续了清朝所开始的工作。

    技术教育初见成效是一部维新人士努力的结果，但是我们很难给这些人冠以资产阶级的称号，因为j妻些热衷维新的火士只是在思想上同传统的领导，物有所区别而已，这批维新人士逐步地把新的、主要是与商界商联系的社会成份，吸引过来，共同努力，但后者始终双起配角作用，甚至到民国成立后情况仍是如此。

    尽管如此，这两种力量的合作带来了一些重要后果。首先，这种合作往往加强了各社会团体间的某种共同利益。他们经常在教育会或学校行政会上会面，使他们有机会建立个人联系，常常通过这些联系产生除在教育领域外的其他新事业计划。他们从中一致体会到了清政府的权力结构与他们所提倡的变革不相适应，表现在：使人恼火的繁琐行政控制，刻板的财政制度，专横的行政决定，对革新的一贯怀疑态度。另外，实业学堂对形成一心向往经济现代化的一批新人物，也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总之，清末年，实业教育的发展不能认为是资产阶缎的业绩，但正如当时其他一些新的活动一样，它确实促进了旧统治阶级内部的社会与政治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各个集团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它们企图通过与其他社会成分相结合而扩大自己的基础，并渴望实行权力再分配，以保证他们真正地掌握国家机器。在辛亥革命时期，起着显著作用的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绅贵这也不足为奇，只要对照法国历史就可以明白。十八世纪在法国的第一批技术职业学校是贵族建立的，在1789年革命期间，贵族的陈情书比第三等级（即平民和资产阶级）的陈情书包含更多要求自由平等与废除特权的内容。无论如何，1911年的日t国，革命中心问题显然不是资产阶级的问题，而是统治阶级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感到当时政府权力机构不代表他们真正利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