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与胡适的学术交往

辛亥革命网 2022-05-27 08:44 来源:文史拾遗 作者:王兴国 查看:

杨昌济与胡适都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教授。胡适出生于1891年,比杨昌济小二十岁,可是杨在致胡的信中自称“弟”,表现十分谦恭和友善。

  杨昌济与胡适都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教授。胡适出生于1891年,比杨昌济小二十岁,可是杨在致胡的信中自称“弟”,表现十分谦恭和友善。

  同门共事,力倡新文化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农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对胡适影响最大的教授,是约翰·杜威(1859—1952)。1917年夏,胡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哲学门(系)教授。杨昌济则是一九一八年六月(端午节后),到北京大学哲学门任教授。从这时到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逝世,他们共事的时间虽不长,但是在学术上还是有所交往,特别是都大力倡导新文化运动。

  首先,是共同支持《新青年》。1915年9月《新青年》的创刊,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6年12月杨昌济即在该刊二卷四、五两期发表《治生篇》,批评封建社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现象,为社会言“治生之方”。1917年上半年他向《新青年》推荐发表毛泽东(“二十八画生”)的《体育之研究》。1918年9月,又在该刊五卷三号发表译著《结婚论》。1917年《新青年》上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胡又于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可见,他们都是《新青年》的热烈和坚定的支持者。

  其次,是共同发起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1919年1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由北京大学哲学门(系)12位教师和学生联名发起成立哲学研究会的启事。署名的人除杨昌济外,其余11人为:陈大齐、陈钟凡、欧阳道达、马叙伦、侯毅、狄福鼎、屠孝寔、陈公博、梁漱溟、陶履恭、叶麐。哲学研究会于1月25日下午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有50余人。会议由陶履恭主持,宣布开会主旨,接着由陈大齐逐条宣读研究会简章草案,经讨论修改通过,然后公推陶履恭、胡适、陈钟凡、狄福鼎为会务细则起草员。《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简章》指出,本会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启发和开导新知为宗旨;凡本校教职员、学生、毕业生都可以为本会会员;本会会务,分讲演、编译、调查等项。当时北大一些著名教授曾在该会讲演,如胡适讲中国哲学,张颐讲康德哲学,徐炳昶讲法国哲学等。哲学研究会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中众多学术社团之一,它在推动广大师生学习和研究东西方哲学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病入膏肓,仍乐观向学

  据杨开慧在《家父事略》一文中说:“七年(1918),长沙屡遭兵变,纸币低落,以致入不敷出,家计困难,不得不之京师,遂受国立北京大学蔡校长之聘,为哲学门伦理学教授。居京不一月,即以看书过多致疾。在湖南五年,得高弟十余人,均极寒困,虽有大志,境遇限之,不能上趋,吾父不能不为之谋。适法国招募华工,吾父乃为之筹借预备费、旅费,后又得华法教育会干事之职,乃召学生来京。而湖南学生穷困者多,来者亦伙,款不敷用,吾父为之焦急,又款虽经侨工局局长允诺而久不发给,学生须膳宿费急,纷纷来信,极言其苦。吾父闻学生苦况,较身受犹为难堪,致不成寐,通宵达旦,百思方法,致疾又益增。延至八年(1919)四月,病甚深重,犹日往大学授课。吾辈忧之,劝入医院,不听。其高弟蔡君和森等亦忧甚,劝往西山静养,请蔡校长致函吾父劝之,始听。在西山半年,病时发时愈。九月间自觉其病已愈,因不忘大学职务,乃返京寓,预备授课。阅伦理学书,稍劳,病遂又发。次日有课,吾辈劝勿往,不听,卒往授课,一点钟而归。后实不能胜,吾辈劝入医院,始听。而病已过深,医药无效,卒至不起焉。”

  杨昌济在重病期间,仍然非常乐观。他在1919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记道:“十月十七日《时事新报》有一诗,题曰《少年,驰骋》(三)曰:‘他们老了,他们老了,为污泥,为尘垢。尘垢污泥,一一踏在吾之双足,便把我的快乐,我的珍宝,向他们双手奉承,他们也消受不了,他们不能吸取我的少年精神,他们老了。’我读之动魄惊心。我虽未老,然已届中年,但吾气浩然,仍怀迈往无前之志,以百年为期,尚可作五十年之研究也。要之学贵日新,与年俱进,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吾亦曰:‘我这少年的精神不能死。’”正是在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支配下,杨昌济在病中犹计划着今后的工作和交往,如“余于伦理学讲义之内容,时时默想”;“余想本学年伦理学之教法,要与上学年不同”,又说:“余从前因精力不及,兴味索然,不多诣人,不多开口。此后当稍变冷静之态度,与社会中人相接。己固可以得益,有时亦可以于人有益。大学中人中如蔡孑民(元培)、胡适之(适)、陶孟和(履恭)、李守常(大钊)皆可与谈者。”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杨昌济于1919年10月1日写了致胡适的信:

  适之先生大鉴: 许久不见,甚为思慕。弟因神经衰弱,消化不良,养静西山已逾数月。现虽大愈,尚未复原。惟本学期担任伦理学仅二小时,或可不多请假也。

  现值开课之时,所有教授内容,亟须豫定。弟所有伦理学及伦理学史书不多,将来或须借尊处所有之书一阅,谨此豫约,请将尊处所有伦理学(英文的)书目开示,以便购备参考,为荷。又请转央杜威先生,开一书目(伦理学之最新出者),以便属大学图书主任购备教员及学生之参考。琐屑劳神,万乞原谅。

  贵体想甚健康,恐亦当节劳保重。是为至祝。

  此候大安!

  弟杨昌济敬启 十月一日

  “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不是致命的病,所以杨氏自已也没有在意。蔡元培、范源濂等人关于杨昌济逝世的《启事》说,“始为胃病,继以浮肿”,也没有将杨氏逝世的原因说清楚。这大概与当时医疗水平不高有关。德国医院医生说他“脏腑俱有伤损”,也没有说明具体的病因。“现虽大愈”,显然是杨昌济的一种主观错觉;“或可不多请假”,表明他在1919年4月以后“养静西山”数月,请假比较多。杨氏请胡适将自已藏书中“所有伦理学(英文的)书目开示”,是为了自已购买。他请杜威“开一书目(伦理学之最新出者)”,则是为了提请北京大学图书馆购置。这的确反应了杨昌济勤奋治学至死不懈的精神。

  成就不同,互相都肯定

  杨昌济和胡适都是留学生,所学专业也比较相近,但回国后所致力的研究方向有所不同。胡适利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在1919年上半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杨昌济则偏重于介绍西方伦理学,但是他们都充分肯定对方的成果。

  《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是胡适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17年他根据此编成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的讲义。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轰动一时,不过两月就再版。全书共分12篇,10余万字。第1篇《导言》,第2到11篇,以人物为主题,系统地论述从老子到韩非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第12篇古代哲学之终局,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哲学作了总结。作者以实用主义的观点考察中国古代哲学,基本上摆脱了中国传统的经学形式。1919年10月31日杨昌济日记:“刘叔雅谓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为近代一部Epoch 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onderland和美国的Chilly二位名家的书,著得同他一样好。刘又谓胡宜著一部比较哲学史。”刘叔雅即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原文不漏地记录刘文典的话,表示他也肯定这是一部“划时代的书”。这一评价说明刘、杨的眼光锐利,论断也比较准确。当代学术界认为胡适此书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基础。

  据杨昌济日记,他于1915年8月开始翻译日本吉田静致著《西洋伦理学史》,作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之教材。吉田静致(1872—1945),是日本的伦理学家。生于日本长野县,189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第二年留学德国,1902年回日本,任教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09年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19年以《关于伦理学原理的研究》博得文学博士学位,升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28年任第一任日本伦理学会会长。在思想上主张人格的唯心论,自称人本主义。杨氏所译《西洋伦理学史》分为4篇,第一篇希腊及罗马之伦理学,第二篇基督教伦理学,第三篇近世伦理学,第四篇十九世纪以后之伦理学。在此书未正式出版时,当时还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青年毛泽东,曾于1917年将杨昌济的译稿抄成7本,不仅自己学习,而且还曾借给同学阅读。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后,将此书译稿交北京大学出版部,于民国七年(1918)下半年出版其上卷,民国八年(1919)上半年出版其下卷。在此书出版时,杨氏写了一个序:

  此书乃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伦理学教授吉田静致氏之西洋伦理学史讲义也。余在彼校时,曾亲听此讲义。后归湖南,在高等师范学校曾译成中文以授生徒。然未克尽译。近稍添补,然尚未能全,他日有暇,尚当补足之也。兹当付印之时,聊志数语于此。译者识。

  杨昌济逝世后,此书于民国九年(1920)九月再版时,将上下卷合为一本,并且请胡适写了一个跋,置于杨氏的序后:

  此是杨怀中先生的自序。杨先生不幸于本年病殁。他是一个勤苦的学者,他临死之前不多时还有信托我问杜威博士欧美最新出版的伦理学书籍,可见他至死不懈的精神。此书是从吉田静致氏的原本译出的。伦理学专史欧美也狠少好书。英文只有几种,都不详备。此书叙近世伦理学说狠详,虽止于斯宾塞尔,不无遗憾,然确是一部狠有用的参考书。此书初印狠少,早已卖完了,现由北京大学出版部用五号字重印,一来可供一般学者的参考,二来也可以作杨先生身后的一种纪念。只可惜杨先生说的“他日有暇尚当补足之”的话,现在不能实践了!

  九、七、二0 胡适敬跋

  胡适说:“伦理学专史欧美也狠少好书”, “此书叙近世伦理学说狠详,虽止于斯宾塞尔,不无遗憾,然确是一部狠有用的参考书。”这就充分肯定了杨昌济译著的学术价值。

  (作者为本馆馆员)

  注释:

  1《船山学刊》2015年第3期。

  2《杨昌济集》,第671—6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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