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新化邹氏地学与武昌亚新地学社

　　武昌亚新地学社在旧中国地图编印出版事业中，无论就其历史之久，规模之大，出版图书之多和影响之广，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世人多只知有武昌亚新地学社，而不知武昌亚地学社是新化邹氏地学的继续和发展。

　　新化邹氏地学自清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以来，至解放时，已传七代，150余年间，其中比较著名的人士有46人，而邹门弟子尚不在其列。由于多年积累，多士发挥、创新，贯通古今，兼采西学，因此，亚新地图得以独步一时，并非偶然。

　　我在1923年就读于武昌师范大学，从先师邹兴钜(伯庚)先生学习，以后教学之余，也参加了该社一些编辑和发行工作，对于该社情况略有所知，近年又搜集了一些有关该社的资料，深恐新化邹氏地学与亚新地学社的实况年久失传(现代一些地图学书籍讲中国地图学史时，竟未提到邹氏地学，如南京大学编的《地图学》)，特著文加以介绍，尚希专家同志们指正。

　　新化邹氏地学的由来

　　新化邹氏，世居湖南省新化县城南七十里首望山麓之罗洪，故称新化罗洪邹氏。邹氏地学起源于清嘉庆时(公元1796-1820年)邹文苏之继室吴夫人。邹文苏字景山，岁贡生，长于经学。吴夫人名瑚珊，乃同县吴兰柴(建轩)之女。在清乾隆时(公元1736-1795年)，士子多沉溺于科举帖括，续学之士则致力于考据之学，独兰柴好舆地学，精心考核，著有《地理今释》4卷。吴夫人随父编校，耳濡目染，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尤详于中国地理沿革，郡县四至。归邹氏后，吴夫人生了六个儿子，长汉纪(宇伯申)、次汉璜(字仲辰)、汉勋(字叔绩)、汉嘉(字叔升)、汉章(字叔明)、季汉池(字季深)。夫人课读时，常聚灰画禹贡山川图以教子。后此汉纪兄弟皆成知名之士，尤长于地理学，而其中以汉勋为最著。

　　汉勋幼聪颖好学，年十五郎佐长兄汉纪撰《左氏地图说》；年十六七，佐仲兄汉璜撰《群经百物谱》；年十八九，撰《六国春秋》；二十以后，精研汉学，撰《读书偶识》，后长沙王先谦编入《皇清经解》中。汉勋博极群书，于学无所不窥，通天文推步，六书，九数，金石之学，尤长于音韵学，初著《广韵表》，晚为《五均论》，论说精粹，论者比于江(永)戴(震)，他特长于地理，常谓知古者，期以用于今，今古之不相遏。官名，氏族，法制典章，州郡地名皆是，而地名尤从杂难据，故考核独详。他应聘校刊《王夫之遗书》，凡五十一部，三百余卷，均录其序跋，附以案语，因此知名于世。他又应聘修宝庆及贵州贵阳，大定，兴义，安顺诸府志。所撰《新宁形势说》及《贵阳循吏传》皆洞中日后情况。他在中举后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后访问魏源(默深)于江苏高邮，互出所著相参订，与同府魏共撰《尧典释天》一卷，又为之绘天象诸图。世论湖南学者，王夫之(船山)后，并推邹魏。他于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战死于安徽庐州(今合肥一带)，时年49岁。

　　汉勋的地理学，上继吴夫人，而加以发扬光大，有许多重要的新发展。尤其对于地图学有系统的论述，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吴夫人之学尚属考据范围，汉勋之学则不仅囊括考据，并已进入引古证今，经世致用之学。他的著作甚为丰富，而其中论述地理，并为世所重者则有下列三：

　　一为《宝庆志局与采访绅士条例》。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修志的要点。他主张修府志，应以州县统乡里，以乡里统村、团、都、砦，大小相维，如国家之以行省统府州，以府州统州县焉。他认为修志必须注意下列六项：(一)乡里村落，毗连界址，必须明析登载；(二)山水原委，分合远近，必须缕述无遗；(三)民居氏族，必须详载；(四)书籍碑版，必须详载；(五)人物必须确记(不可简略或浮誇)；(六)科目必须续登，援例必须增入(科目援例指府属举人、进士、恩、拔、付、岁、优廪、增、附、功，各贡生及援例京外各官，恩荫，世袭诸职)。所举六项均切中旧志之弊。按此搜集资料，修撰新志，因此汉勋所修新志(按此志系与同府邓显鹤共同主修)远过旧志，当时名号海内第一。所述各点足供应后此修志者之参考。

　　其次为《极高偏度说》。本文专论经纬度，我国人民早就有了关于经纬度的知识。《周礼》中《地官司徒》篇有大司徒用土圭测土深，正日影之说；《周礼》中《考工记》篇有匠人建国的方法；唐代(公元八世纪)在开封一带进行了世界上笫一次子午线测量，宋沈括(公元十—世纪)有直测北极术；元代(公元十三世纪)郭守敬发起测量全国纬度的计划，测定了纬度27点，清康熙(公元十八世纪)测量全国各省重要城市的纬度。汉勋在这篇文章中，对《周礼》的理论作了精辟的发挥。他认为善言地理者，必合乎天度，地之合乎天度者，以北极高度和东西偏度为最著。所谓极高即今之纬度，所谓偏度即今之经度，必须根据经纬度才能确定一地之位置。他认为《周礼》所谓测土深即测一地的南北位置，正日影即测一地的东西位置，均以土圭测之(按土训度，土圭即度圭，是一种玉器，古代用以测日影)。他指出，测土深的方法是根据日影的长短。因中国位于北半球，北极以南，赤道以北，越往北则日影越长，越往南则日影越短，因此，用测土深的方法，由一地日影的长短就可以测定它的南北位置。他又指出正日影的方法是根据一地时刻的早晚。由于地球自西向东旋转，因此，东边的时刻早于西边，当东边是下午时，西边才是上午；可以在月食时，选择纬度相同，经度不同的几点，同时看准中星(二十八宿依次居天中之星)计算时刻，各推至次日正午之时，观察时刻的多少，就可以得到各地时刻相差多少，由此来确定各地的东西位置。在确定中国东西和南北的大距以后，再折半就可以得到中国的地中。在周代，这个地中在阳城(古城，相传周公测日影之处，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和洛阳之间。其地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周代就在那里建立京城。由此推论，他认为各州县无不有极高和偏度，根据这个极高和偏度，就可以在地图上定出各州县的位置。汉勋的这些论述与今日测经纬度的基本原理相合，他根据这一原理来测绘地图。他的胞弟汉池根据这一理论作有《舆地经纬度表》2卷，推算中外各国经纬度。他的侄子世诒(字子翼)应湖北巡抚胡林翼聘，主编过《清一统舆图》(胡以李北洛《辨志书塾舆图》太简，乃纂修舆图，为军国之用，聘汪士铎、邹汉池、邹世诒等参与其事，汪作凡例，汉池推测经纬度，世诒绘成全图，图成，世称精审，优于清康熙乾隆时的内府舆图，世称胡图)也应用了汉勋这一理论。后来，他的孙子邹代钧更发挥了他的理论，为邹氏地图学打下一个科学的基础。

　　第三是《宝庆疆里图说》。在这篇文章中，汉勋叙述了地图的基本绘制方法。我国地图绘制起源甚早，晋裴秀(公元三世纪)总结了前人制图经验，拟订了制图的准则，称为“制图六体”，包括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等六法，清胡渭(朏明)加以申明，并以鸟道为要。汉勋认为胡渭所撰《禹贡图》不画支川，因之地势差移，亦未为精妙。其后画图大半委之画工书吏，画工只知画人物山水花鸟虫鱼，其法与画地形之法迥异，书吏则敷衍塞责，毫无法度，因此，不可得善图。汉勋修《宝庆府志》，欲画《宝庆疆里图》既患古法失传，而当时西法又未传入，缺乏适当的制图准则，乃精研古法，加以增减，并传授修志有关人员，共成此图，一时推为绝作。他于图后并附之以说，将裴秀六法概括为四要，又申述为二十六病。关于二十六病，因过于繁琐，这里不作介绍，只简介四要。所谓四要，即分率，方隅，鸟道，道里。所谓分率，就是图与地的比例。汉勋的解释是：“约地之广狭，与纸之广狭，辜榷而命之之谓也。其画法，纸为正方格，方千里或数百里，或数十里，数里，惟所命，此作图之笫一义，决不可变者也。”这就是所谓计里开方，在地图上画许多方格，以方格的一边表示实地若干里，他认为确定分率以后，还要造一个“分率之尺”，即今日之比例尺，尺长相当于图纸之十格，依此再画分寸，如果要计算两地的距离，就可以比例尺来计量。所谓方隅，即是方向。他认为古人所用十二方或十六方太疏，测量家所用六十方，三百六十度又太密，以酌用二十四向为宜。为了确定方向，画到图上就须先定中宫，如作一县之图以城郭为中宫；一府之图以府城为中宫，绘图时因一县一府不必为方形，县治府城又不必在县府之正中，故中宫不必在纸心。所谓鸟道，即空中直径，“空中飞鸟，一直天回转之道也。根据鸟道可以定方位、远近。”裴秀六法中之准望包括方隅、鸟道两项，汉勋则以这两项很重要，须分别列举。他又指出，鸟道的测法有二，就其大者而言，“取四海九州之遥者则以日星”，就其小者而言，“取一郡一县之细者，则以勾股重测”(即三角测量)。所谓道里即是距离，沿人行道路测绘之。曲图之所以必有道里，是因为地图必须画出山川，而山川常多绘折不如人行道之直，所以不能根据山脉水道来测距离，要用人行道来测距离。裴秀六法中有道里，高下(指地面高低)，方邪(指地物形状的斜正)和迂直(指道路、山脉、河流的曲直)，汉勋认为都是有关道路的方法，在测绘道里时，可以把高下、方邪和迂直包括在内。此外，他还论述了图例和注记的方法。汉勋所述地图测绘方法，虽然简略，但在当时古法失传，西法尚未传入，测绘工具又极不完备的条件下，他发挥了裴秀“制图六体”提出一个系统的地图绘制方法，还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这套方法不但用于测绘《宝庆疆里图》，而且为他的后代，特别是他的孙子代钧所发挥和应用，在中国地图事业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汉勋的其他著作有《颛琐历考》2卷，《尧典释天》1卷，《水经移注记》2卷，《宝庆吏书》1卷，《户书》2卷，《礼书》7卷，《兵书》2卷，《刑书》1卷，《工书》2卷，《宝庆沿革表》1卷，《贵阳府志》120卷，《大定府志》60卷，《兴义府志》24卷，《安顺府志》50卷。

　　邹代钧与舆地学会

　　新化邹氏地学至代钧而大盛。代钧系汉勋长孙，字甄伯，又字沅帆。他幼开朗，思继先人遗志，努力上进，年二十，补县学生，负祖父稿走谒左宗棠于甘肃洒泉军次，乞序而行之，即后传《邹叔子遗书》。左宗棠以代钧系故人之后，留幕读书，兼令佐理文书。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秋，代钧由两江总督曾国荃介绍，随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俄两国为随员。适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日亟，争哲孟雄(即锡金)为印属小国，清总理衙门(官署，即外交部)邮咨刘与英人交涉。刘集诸随员商议对策，诸人相顾不发一言，独代钧引古证今，侃侃而谈，谓哲属西藏，不属印度。散会后又写了个报告给刘。刘平日依靠秘书方某，以之示方，方厉声反对，说：“书生泥古，而昧于时务，那知大计，我天朝泱泱大国，难道在乎这七十里的小部落?今天英人既然要，不如给他，以维和好。”使馆参赞英马格里支持代钧意见，谓：“代钧系地理家，其言确凿可据，如据以译复英外交部，保证万无一失。”英外交部果无词以对，但由于清廷懦弱，终照租借例定议。代钧于是日益感到地理学的重要，有暇遍购欧美诸国地理图册书籍，潜心研究。一日闭户，遂得度里相差之理。所谓度里相差，是当时中国地图测绘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指地图上的经纬度度数与里数不相符。在清代，规定地图测绘上每度相当于200里，但实际测绘结果表明有误差，不是200里不等于一度，就是一度不等于200里，两者并不相等。代钧认为这个问题是由于当时中国地理测绘上所用的尺不准确所致，用这个不准的尺去量地，地就随之不准。为了纠正这一缺点，就要反过来，先根据地来定尺，因为地球子午圈的长度是一定的，如根据地球子午圈的长度来定尺的长度，则尺就准确了。他于是利用了法国的米突尺(他译作迈特)，因为半尺是根据地来定尺的，相当于地周子午圈长的四千万分之一。必须根据米尺来制出一种专门用来在中国测绘地图的尺。根据他的计算，这个尺为米尺的百万分之三十万八千六百四十二(计算方法是：地周360度，每度200里，每里180丈即1800尺，故地周子午圈长360X 200X1800＝129600000尺，而地周子午圈长40000000米，因而129600000尺＝40000000米，则米与尺之比40000000：129600000，1尺=308642/1000000米)。他就根据这一比率请西匠制了一支专用于中国地图测绘的尺，并定名为“中国舆地尺”，于是，他的地图测绘在长度单位上就有了一定的准绳，以后他就广泛地使用了这个尺，来测绘地图。

　　代钧随使英俄，期满归国，时清廷开馆续修会典，代钧上书(详后)言测绘地图事，其要有三，一为测天度，一为测地面，一为依率成图。说理精湛详确，会典馆总裁采纳其说，并推荐他担任该馆纂修。同时，两湖总督张之洞又调他兼任湖北全省地图测绘事宜，图成，并附之以说。图说指出：“武昌、荆州、襄阳，同为湖北重镇，然荆扼江而不能扼汉，襄扼汉而不能扼江，武昌，江汉之会，可以制东西之命，可以交南北之冲，非特点楚所凭陵，实为四方之辐凑，观此则知所轻重矣!”张之洞以为卓识伟略，殆过顾宛溪(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作者)。代钧才而侠，好谈兵谋，尤其对东南海防，西北兵情，指陈凿凿。中日甲午起，代钧建议当时政府：分全国为五镇，各道兵集于京津间，用新法训练，移驻辽阳、牛庄、海州、盖县、金州、复州，与日人为久战计。又建议合南北洋、福建、广东海军舰艇巡海上，截断日人供应线。凡数万言，颇有见地，但以清廷昏聩，竟置不理，深为可惜。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张之洞开译书局，仍留代钧负责海国地图编辑事宜。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管学大臣奏以代钧任编书局总纂，兼学务处提调官。次年任《钦定书经图说》纂修兼校对官，书成，升任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当张之洞任两潮总督时，创办两湖书院，以经史地算教士，聘代钧为地理教习。不久，张调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荐代钧任京师大学堂地理总教习。流风传播，自后中国言地理者，皆代钧教传弟子。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学部拟以山东提学使任用，而代钧已病偏枯，卒于武昌舆地学会，时年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