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五四的鼓呼及反思

　　胡适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启蒙者之一。在五四之时及以后的岁月，他作为先驱人物，他此时或之后，对此发表了怎样的看法，这些当是我们有兴趣关注的，因为其中自然有我们难能感受的心情和感慨。

　　尽管在此之前，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人物，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等从“白话文字”入手，进行种种新思想的宣传，给后来五四运动的开展，点种下“精神”种子，并使其萌发成长；但是，五四发生的当日，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却并不在场。

　　大约因为教学、写作甚忙，该年前数月，胡适并没有日记或其他杂记留下来。好在他是名人，活动的情况，报刊或其他友人处，还是有记载的。因为在美国时的老师杜威要到中国讲学，作为弟子的胡适便于1919年4月底赶到上海迎接。5月2日，他还在江苏教育会上演讲，介绍杜威的思想梗概。五四运动的当日，胡适是在上海度过的。五四现场情景，还是战友陈独秀写信简要告知他的。胡适赶回北京后，却十分注意当日活动的记载，搜集了《每周评论》等报刊相关文字。此后多年，一有纪念五四的机会，他的描述总是最为细致确切，这都有赖于当时留心收存的这些资料。

　　一

　　五四之后的一年，学生运动几乎一直没有停息，这叫有识之人有些耽念了。第二年（1920年）的5月4日，胡适参加了北京女子学界联合会召开的“五四纪念会”，并发表演说。当天的《晨报副刊》，胡适与蒋梦麟联名，发表了一篇胡适后来长期坚持基本观点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此文肯定了青年学生运动的贡献，但他还是认为：“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故这种运动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却不可长期存在的。”“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的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在胡适看来，常常的学生运动，可能对青年的精神产生一些不良影响。譬如忘记个人承担任务；养成不事学习习惯；养成随大流行为习惯……他希望学生从这些运动中汲取教训，获得各种，包括“学术的团体生活”“社交的团体生活”“组织的团体生活”等等能力；使将来的各种活动，是有“动议”，有“法定人数”，“发言顺序”，“表决的方法”以及有“容纳反对党的意见”，“人人要负责任”精神的有益活动。

　　胡适的这些意见，在学生运动高涨时，听去也许逆耳，但略略静心，还是能够体会其中的深切和诚挚：“我们讲的话，是很直率，但这都是我们的老实话。”这些意见，特别是让学生学会基本的民主程序方法，并具有容纳不同意见和负责任的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汲取。

　　此后数年的5月4日，社会并不见什么纪念活动，胡适读书写作上课，也似无对此日特别提及。这应当反映了五四意义还未充分显现的实况。

　　二

　　经过了1927年的繁复的斗争和搏杀，党派之间，军队之间，寻找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似乎显得重要起来。到了1928年的5月4日，纪念或回顾当年五四的活动，出乎意料地活跃起来。作为五四精神的象征性人物，胡适很短时间“转战”数十里，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两处发表演讲。光华大学演讲题目为《五四运动纪念》。当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上午九点在光华大学演说，十一点到中国公学演说，中间汽车走了七八十里路。”

　　这篇演讲，介绍五四运动背景和发生情况，占去了很大部分。最后部分，是五四运动之影响。影响胡适也分为两部分：直接影响；间接影响。间接影响主要有，一、五四运动引起全国学生注意社会及政策的事业。以前的学生，不管闲事，只顾读书，政治之好坏，皆与他们无涉。运动之后，学生渐知干预政治，渐渐发生政治的兴趣了。二、学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并且皆用白话。这是先前胡适等提倡新文学的影响显现。这次五四运动又增强了新文学的力量。三、五四运动对平民教育以莫大影响。为了让更多民众关心政事，各学校在五四后，都创立了一个或数个平民学堂，利用晚上时间，由学生义务讲课。结果，平民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四、劳工运动也随五四运动到处发生。当时的学生，也感觉到自己力量有限，“欲有伟大的成就，非联合劳工各界，共同奋斗不可。”但劳工散漫，要想利用，必须建立组织。所以，经过宣传，北京附近的“京汉路北段长辛店”工人首先组织工会。“一处倡之，百处和之。到了今日，各处城市，皆有工会组织，推原求本，当归于九年以前的五四运动。”五、妇女地位，也因为五四运动的原因，增高许多。六、“彼时的政党，皆知吸收青年分子，共同工作。”党派领袖较早认识到这一点。胡适介绍，孙中山在运动过后不久，就发表了《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其中有：“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作为革命家，孙中山由五四运动意识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从思想革新入手。胡适概括的这一点，从现今从政者不忽视五四可以看得很清楚。

　　演讲综括了这些内容后，胡适还证明了一个公式：五四运动为一种事实的表现，证明历史上的一大原则，亦可名之曰历史上的一个公式。什么公式呢？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公式，古今中外，莫能例外。

　　演讲最后，胡适又回到了先前讲到的一个观点：“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末，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到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这种看法，倘不偏颇去看，的确是正常合适的。结语里，胡适仍高度赞赏了中国的青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算不曾放弃责任，总是热热烈烈的与恶化的挣扎……青年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

　　胡适这篇演讲，复现了五四运动的全景。由于使用到当时的材料，有很强的实感。他对青年参与运动的看法，是颇为真切的。现实把青年搞得不安心读书，不得已出来“运动”，是那帮所谓弄权术者的罪责。

　　三

　　接下来的几年，胡适忙于各种事务和写作，或许社会也没有形成纪念五四的氛围，他也没有写出纪念文字或参与相关活动。一直到1935年，这位五四先驱又再次提笔，纪念这次愈来愈显示其意义的运动。4月28日晚，胡适开笔作文，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才完成。他在日记中记述：“今天写《纪念五四》一文，至晨三时始成，凡六千五百字。”文章发表在《独立评论》杂志。5月1日看校样时，他还送一份给正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请其转载，可见他对这篇文章的重视。

　　胡适这篇《纪念五四》，重要者有此几点：一，考证了五四运动这个词的出处。他引述了当年5月26日《每周评论》中的一篇作者署名“毅”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文章。该文认为“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接下来该文认为这次运动有“三种真精神”。第一，“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在胡适看来：“这里的三个评判是很公道的估计。”

　　接下来胡适较多地回叙了当年五四之前的各种文化思想准备。他谈到蔡元培先生领导北京大学的功绩和白话文与旧文化的争斗，谈到一批包括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重要知识分子信仰“公理战胜强权”的失败，终于的结果：“首功还得算‘五四运动’的几千个青年学生。”文章后面，他再次引述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评价，说“他（孙中山）的评判，我们认为很公允。”最后，他以这样坚定的话作结：“我们在这纪念五四的日子，不可不细细想想今日是否还是‘必有赖于思想的变化’。因为当年若没有思想的变化，决不会有‘五四运动’。”由胡适这几篇文章看去，五四运动的意义价值，是逐渐显现，通过逐渐认识越来越清晰的。

　　1937年的5月4日，胡适正在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北京大学同学会在“老万全”欢迎蔡元培先生，同时纪念五四运动十八周年。到会者有200余人。胡适在演讲中，情绪激动，“最后竟哽咽不能说完。”（见《胡适日记》）

　　四

　　1938年，为争取国际对中国支持，胡适正以非官方身份，在美国活动。5月4日这一天，胡适还在纽约国际饭店发表了40分钟演讲。演讲以1935年写的《纪念五四》为基础，为适合外国人了解，题目改为《五四的故事及其意义》。在国家危难之际，五四精神最能凸显价值。

　　当年，胡适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此后数年为争取国际，尤其美国的援助，做出了巨大努力。几年间，在国外的他没有时机关注五四了。一直到1942年，他在华盛顿对国内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讲《纪念五四》。此时此刻来纪念五四，胡适当然激动：“我在这整整五年里，没有发表过一篇国语的文字，没有发表过一篇国语的演说。今天有这机会向全国广播，我感到十分高兴。”

　　抗战期间纪念五四，胡适以为：“我们在这个日子纪念五四，当然不是要回想过去，是要借过去来比较现在，使我们可以明白现在，了解将来。”胡适从以下三点，来鼓励正在浴血奋战中的国人：“第一，我可以毫不迟疑的告诉你们，这次大战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同盟国。”他列举数据，描述美国战时的飞机、坦克、造船的生产情况，来支持他的看法。第二，“对于战后的世界，我也毫不迟疑的说，我们必定可以期望一个新的世界和平，新的世界秩序。”第三，“我们国家民族……经过这多年的抗战，取得了受世界敬仰的地位，以后我们的责任也就更重大了。”

　　胡适真是一个善于演讲之人。他最后用简洁而富有鼓动的文字说：“这廿多年世界和平的局面是日本‘九一八’一炮打碎了的。但是全世界抵抗强暴，抵抗侵略者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血重新建树起来的。……全国的青年，全国的同胞，不要忘了我们的朋友罗大总统（按：罗斯福）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在这辛苦血汗的抗战期间，都应该想想我们国家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可以负担的责任。我们不但要从多年抗战里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文明，我们还得尽我们的能力，帮助全人类维持全世界的和平公道，增进全世界的繁荣，提高全世界的共同文化。”

　　虽然中国在战后途径走向发生重新择选，但胡适的这篇演讲，对鼓舞国人士气，无疑有重要作用。结尾处的提示，显示了他的远见和抱负。这种远见及抱负，无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个人，都是十分值得珍视，应该很好养蓄呵护的健康品质。

　　五

　　1947年时，胡适已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身份变化，胡适的基本精神还是保留着。当年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为纪念五四举行晚会。胡适出席并发表《五四后新思潮运动的意义》的演讲。5月4日，胡适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的文章。这篇文章，或者因为忙，基本复述了前几次纪念文章的内容，只是特别强调：五四运动在两个月之中，轰动了全国的青年，解放了全国青年的思想，把白话文变成了全国青年达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数青年感觉用文字来自由发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

　　第二年，（1948）国共之间开战。胡适此时对五四的态度有发展。5月4日当天，他在南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虽仍然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的运动但却以为后来政治性“格外加强了”；并认为“政治化的运动未免过早”。“二十九年以来，我个人始终觉得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文化及思潮的基础上。”

　　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5月4日时，胡适还在美国活动。此时此刻，他也许没有了谈论五四的心情。之后很长时间在美国，胡适简淡地生活着，一边进行着《水经注》的学术研究。心情和地点，似乎也不适合谈及五四了。不过在1952年5月4日的日记上，他黏贴了一页剪报：《愤慨和感慨》，作者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罗家伦。此外无一言。另有数年的日记，5月4日那一天总是空白。是无物可记，还是有意回避？就不可知了。一直到1958年，已经67岁的胡适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心绪好了一些。到了5月4日，他出席了北京大学同学会的纪念集会，还发表演讲，讲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过了几天，他读到了女作家苏雪林的一篇追念五四的“理性女神”的文章，写一信回复认为：“我同情你的看法，但我（觉得）五四本身含有不少的反理智成分，所以‘不少五四时代过来人’终不免走上了反理智的路上去，终不免被人牵着鼻子走。”

　　在胡适的最后几年中，他仍然有机会参与五四运动的纪念。1960年，胡适应台北广播电台之邀，用与记者对谈的方式，发表了颇长的一篇谈话《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当记者问：“‘五四运动’有人比作‘文艺复兴运动’”时，胡适用了很大篇幅讨论叙述了白话文的兴起，他认为五四运动充分运用白话文，这是“它”帮助了“文艺复兴”的地方。“但是，五四运动也可以说害了我们的文艺复兴。什么原故呢？……因为我们从前作的思想运动，文学革命的运动，思想革新的运动，完全不注重政治，到了五四之后，大家看看，学生是一个力量，是个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所以从此之后，我们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一个文艺复兴运动就变质了，就走上政治一条路上……”末尾处，胡适对此还不能完全结论：“在我个人看起来谁功谁罪，很难定，很难定，这是我的结论。”

　　对五四的看法，胡适也在变化调整。眼下，他又发表出如此运动与政治的看法。细细想想，这两者间也的确有这样的转换联系才是。除了跟记者谈话，5月4日当天，胡适还参加了台湾北京大学校友会的纪念集会，发表了五四运动意义的演讲。之后到1962年胡适逝世，这位五四运动的先驱，没有机会发表他对这次运动的理解和新见了。

　　又一年五四来临。在此之时，我们来回顾一下胡适这位运动重要先驱者的所为及表达，应当是有意义的。五四运动对中国新思想及新文化的传播，对于凝聚民族精神，激发民族活力，有着难能估算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先驱者的言动，我们希望能够更深刻理解，更好地继承五四的精神，把伟大民族复兴的事业更加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