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局中的民国艺术家

辛亥革命网 2014-12-29 10:30 来源:团结报 作者:廖廖 查看:

在分餐制的古代,艺术圈的饭局是雅集,略类似于今天的西式PARTY。在合餐制流行之后,艺术家同桌吃饭,加上中国人最擅长的人际关系学,饭局就产生了。

  饭局大概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应酬场合。虽是吃顿饭,其中却大有玄机。嘉宾如何,座次如何,先到者与迟到者关系又如何?谁先敬酒,谁先动筷,谁逗哏,谁捧哏,谁只需默默聆听适时点头?谁可以转桌下筷,谁只能看着别人转桌下筷?奉为座上宾者如何谦虚,不请自来者又如何自处?何处需要添酒?谁的酒要全干,谁的酒可以浅斟,这些都是需要局中人在一瞬间做出恰当反应的考题。当时并不判卷,答错者只被默默取消下次答题的资格。这样的一场饭局吃下来,仿佛打了一场大仗,往往吃完饭后,还需要再吃两个肉包子补补。这样的规则,在近现代艺术圈中自然也不例外——

  在分餐制的古代,艺术圈的饭局是雅集,曲水流觞,各自取餐,三五好友随意组合,聚集聊天,间有挥毫泼墨,吟诗作对,略类似于今天的西式PARTY。在合餐制流行之后,艺术家同桌吃饭,加上中国人最擅长的人际关系学,饭局就产生了。

  今天,来看看民国艺术圈的饭局。

  杜月笙喜欢说:“人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和情面。”一场大饭局,基本囊括了这三面。

  当然,热爱艺术的杜月笙不会只请画家吃一碗面。杜月笙不但喜欢设饭局宴请海派画家,还多次与各界名流一起为画家制定润例,通过自己的地位与人脉为画家打开局面。

  那时海派画家多是清朝灭亡后的落魄官员举子,失去俸禄,成为以卖画为生的专业画家。由于买画人多为市井人士,风格自然掺杂了市场导向,多有岁朝清供、富贵花开、福禄寿喜等题材。

  民国时期,比杜月笙更加热衷于艺术圈饭局的还有著名的艺术赞助人王一亭、严信厚、朱佩珍、哈同等人。1911年夏,69岁的吴昌硕来到上海,当时他的作品并不受沪上人士所欢迎。只得白天蜗居在浦东烂泥渡的陋室里画画、刻印,晚上坐小舢板到浦西,在王一亭设的饭局中与各界社会贤达周旋,广开门路。在名震沪上的实业家王一亭的扶持之下,吴昌硕才能够逐步建立后期海派领袖的地位。

  海派作品缺乏清雅之气,市井气较浓厚,大概与画家吃多了浓油赤酱的富绅饭局不无关系。

  并不是每个民国画家都像吴昌硕一样,古稀之年还要在饭局上卖画。民国艺术圈也有少年得志的故事。徐悲鸿初到沪,山穷水尽,每天只能花一个铜板买一个馒头充饥。自给哈同花园的“仓圣明智大学”画了一幅“四目仓颉”之后,一夜成名,成为康有为的辛家花院、王国维府上和哈同花园的饭局的座上宾。

  也并不是每一个画家都有大富豪的饭局。抗日时期,张乐平(三毛形象之父)时常请黄永玉去小饭馆吃辣味炖牛肚,黄永玉总是趁着张乐平去打酒时,风卷残云扫光碟中的牛肚。张乐平有些不乐意地旁敲侧击:“你要慢慢嚼,啊。”相比起黄老晚年的意气风发,在张乐平饭局上的小黄显得有些落魄。

  但是对照同时代的许多人来说,张乐平与小黄的饭局算是“丰盛”。——根据冯玉祥对20世纪初期河北农村生活的回忆:“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的荤席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飞薄的猪肉而已。”乱世之中,吴昌硕、张大千、徐悲鸿这些大牌的饭局不用说,就算是张乐平与黄永玉的小饭馆聚会也算是很不错了。除去没有饭局的画家,也有不愿参加饭局的画家。譬如上海的山水画家吴待秋便从不参加饭局,因为吃了别人的请,还要回请,太费钱。

  张大千好美食,也常设艺术圈的饭局。他与黄君璧相识之后,惺惺相惜,常常在一起吃饭。但是说到豪门盛宴,黄君璧比张大千更有口福。宋美龄偏安重庆的时候,曾经请张大千指点绘画,但并没有请张吃饭。到台湾后,宋美龄正式邀请黄君璧授课。她很少设饭局宴请黄君璧,倒是经常有下午茶招待。对宋美龄来说,学习国画只不过是她漫长而壮阔的人生中的一道下午茶,绝对不是正餐。

  真正能够影响时代的伟大艺术家,无论是独裁君主还是民主领袖,都绝对不敢用下午茶轻易打发。譬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克—路易·大卫。拿破仑因为身体有问题,同时担心长胖,因此对美食没有兴趣,自己吃饭用不了5分钟。但是出于礼仪与尊重,他在La Malmaison古堡花园请大卫吃饭,并付了六万五千法郎请大卫绘制《拿破仑一世加冕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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