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南京古物保存所往事

　　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学习世界先进科技文化的同时，着手开展各类教育，藉以不断开启民智、振兴华夏文化，努力提高整个国民的文明素质。而民国南京古物保存所大概要算是近代中国最早由地方政府兴建的公共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机构之一了。

　　1914年2月19日，江苏省民政长、爱国名士韩国钧实地踏访南京半山亭及谢公墩后，有感于金陵为历代帝都，文物遗存较多，遂倡议创办南京古物保存所，并于1915年6月在明故宫内五龙桥北侧的“明代第一大儒”方孝孺祠旧址处开始建立。该所乃一幢坐北朝南的二层五楹小楼，两侧另建有一层厢房，建筑样式属于西式风格，四周环以围墙。内部设有古物、图书、民族史料搜集和总务等部门，共有6个陈列室。该所典藏文物包括书画、字帖、拓片、碑幢、金器、石器、玉器、陶器、瓷器、杂件和典籍等，早先基本上以南京地区的文物遗存为主。在该所负责人、文物专家杨复明早年整理编辑的《南京古物保存所古物说明书》中，人们尚可对当时状况有所了解：譬如典藏六朝宫禁狮凤石础、南梁萧秀石阙顶盘天禄兽、宋代太乙泉井状、明代乾清门石兽、金陵四松庵横石额等文物，均堪称弥足珍贵，有些还十分难得。为了保护该所的文物安全，严防盗窃、受损等，当地政府特地派有警卫专门看守。

　　南京古物保存所面向社会陈列展览后，很快便成为普及民众教育的公共场所。1917年马元烈游览金陵时，在《南都揽胜记》中对此有过一番描述：“（该）所之门南向通（明故宫）午门之中，门横虹形小额，曰：‘南京古物保存所’，作大篆，笔势挺劲，不知何人所作。门内东偏有屋，警察居之，守卫者也。路铺石条，两旁树竹篱，杂植草花，有小亭，亦饶雅意。距门十数武（步），即楼，楼下正门左悬南京古物保存所直牌，右悬游览规则，盖所为省立，游览故不取资，惟星期一休息不开放耳。楼下数间通连，中植旧陛石，其上红丝缕缕，相传为靖难之变方正学先生就义沥血所溅，即所谓血廕石也。右傍树左文襄撰之《血迹碑亭记》石碑一。盖亭圮移植者页。此外尚有六棱碑幢、寺碑、墓志、墓砖、宫瓦、报恩寺砖等等，各物于其旁植甲字形小牌，上粘说明考证，以为数过多，不能悉记。东半又有石井栏甚多，六角形、圆形均备，多数千百年前物……”今人还可以从现存的民国老照片中，一窥其昔日景象。

　　1922年4月23日，著名学者陈训慈踏访该所后，在当年《史地学报》上发表的《南京古物保存所访问记》中记述：该所早先编制5人，负责人依然是杨复明，每月办公经费大约在200元左右；所藏“金类三十余件，石类（玉附）四十余件，陶器类七十余件，杂器数件”，此外还保存包括经、史、子、集类文献计691部、碑拓407部，每天参观者2至22人。尽管当时古物保存数量不是很多，但在民初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此举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1925年夏天，执教于燕京大学的历史学家王桐龄应国立东南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单位之邀，前往古都南京讲学。他记述了在那年8月18日下午游览这里时的情形：明故宫五龙桥北侧的古物保存所，搜集有历代文物陈列，其中“有明太祖画像二张，徐武宁王（达）画像、方正学画像，御史大夫景清画像各一张，大明宝钞铜版二块”，最有趣的是这里古水井栏有10余种，“皆以石凿成，口内有深裂纹，为年久磨擦损伤之处。”

　　顾容展在1928年编撰出版的《实用首都指南》亦称：该所楼下陈列“墓砖、宫瓦、碑幢、井栏等，多为千百年前之古物”，其中“最足观瞻者”当属相传为明代方正学（方孝孺）因拒绝给明成祖篡位草诏而被杀害时的血廕石。

　　1926年，南京报人张慧剑实地专访该所，随后撰写成《金陵古物保存所调查记》一文，分别发表在当年3月19日及21日《申报》上。由于民国初期政局动荡不稳，社会民生凋敝，南京文物保存所又因为面临官方经费投入有限、时常不能及时到位，开展工作举步维艰，而广大百姓忙于糊口谋生，哪会能抽出多少精力而到此一游呢？因此该所平日参观者十分有限，难以发挥较大作用。

　　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之后，相继颁布了《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1928年）、《古物保存法》（1930年）及其施行细则（1931年）、《暂定古物范围及种类大纲》（1935年）、《采掘古物规则》（1935年）、《古物奖励规则》（1936年）和《非常时期保管古物办法》（1936年）等一系列相关保护法规，对当地文物保护亦较重视。该所很快便将收归国家管理，1928年又转属教育部管辖，因此还兼事负责各地文物保护与征集、史料收集、整理陈列、学术研究等任务，藉以发扬光大中华文化。

　　1928年，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卫聚贤开始主事国立南京古物保存所，该所当年即组织开展针对南京明故宫遗址的考古工作，发掘出“长木条百余件、琉璃瓦、瓷器、铁叉等饭具，并有木质的腰牌”等。次年又组织开展对金陵栖霞山六朝墓葬、新石器时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获得了“石斧数件、几何形花纹数十块”等文物。所有这些均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1936年，该所正式又划归南京特别市政府管辖。

　　由于当时国民政府逐步加大投入资金，该所开始元气复生，自身状况得到不断改善。譬如1935年该所经费预算就为3960元。每天参观人数也由1922年的一二十人，增加到抗战爆发前的数百人之多。除了各地游人参观之外，还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前来驻足流连、接受相关教育。该所因此为提高当时国民的综合素质，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国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之前身）建成之前，该所堪称是当时南京首屈一指的公共博物馆了。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南京情势吃紧起来。国民政府提前下令将包括南京文物保存所在内的一些重要文物、典籍等，随着北平故宫的南迁文物，一同辗转迁徙西南内地。1937年底南京沦陷，而该所暂时没有来得及转运走的文物，或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或在战乱中散佚。据日本历史协会委员长松本信广在由三田史学会1941年出版的《江南踏查》中记载：他本人曾在1938年率领日本所谓的“学术考察队”,对这批文物进行过收集整理。而该所建筑则在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的战火，因为敌机轰炸而遭到损毁，最终荡然无存。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金陵，该所却因种种缘故未能重新得以恢复。不过在近代中国博物馆史上，南京古物保存所在保护文化遗产、启迪民智等方面，发挥过比较积极的职能作用，还是占有一席重要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