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散文集《闲书》(2)
辛亥革命网 2014-08-21 16:07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王鹏 查看：
《闲书》是“闲空不过”时写的
《闲书》是郁达夫上世纪30年代散文的代表作。郁达夫是著名的小说家，同时也是长于散文的作者。这本散文随笔，记事真切，写景生动，而杂谈式文字，尤为出色。他读书多，见闻广，在杂谈之中，表现了作者的智慧。他散文随笔直抒胸臆，他的不平，他的愤懑，都能于侃侃而谈中表露出来，形成他散文的个人特色。在《闲书》中，这个特点相当突出。作者称它为“闲书”，认为是闲空不过时写的，就都带着郁达夫式的嘲讽吧！ 上世纪30年代，郁达夫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一对联，悬于屋内，写《闲书》时，正表露了这种心情。虽然作者将书名题作《闲书》，但反映的并非作者的闲情逸致，在现代散文史上，《闲书》是作者的一部代表作品，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闲书》出版前，郁达夫在1936年4月末写了一篇《自序》，说收集起来的是“短长杂稿”，“都是闲空不过，才拿起笔来写出的”；又说：“中国一向就把看书当作是消闲的动作，故而对于那些小说笔记之类的册籍，统叫作闲书，说它们是无关大体，得遣闲时；我以为这一个称呼，实在是最简洁适当也没有的了，所以就拿来做了我的书名。”
“风月闲人”那一腔深切的关怀
对于以游记为主的结构，他在《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中有所说明：“对于利欲熏心的人，我以为对症的良药，就只有一服山水自然的清凉散”，“因为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净化的陶冶工具。我想中国贪官污吏的辈出，以及一切政治施设都弄不好的原因，一大半也许是在于为政者的昧了良心，忽略了自然所致。”
诚如作者《自序》结尾所说：“但被天强派作闲人之后，他的寂寞与凄凉，也并不是可以借了一句两句的话来说出的。”故而本书处处流露出压抑不住的愤世嫉俗之慨、内心悲凉之感。如《梅雨日记》记载因农民的困苦而产生的忧虑，发出由衷的同情与叹息：“农村覆灭，国脉也断了，敌国外患，还不算在内，世界上的百姓，恐怕没有一个比中国人更吃苦的。”《寂寞的春朝》写道：“外患的迭来，朝廷的蒙昧，百姓的无智，志士的悲哽，在这中华民国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确也没有什么绝大的差别。”
虽说书中有一筹莫展之慨，但也清醒地告诫青年，不能贪读孤高傲世作品，当切实面对现实人生。作品体式与表现手法灵活多样，文字洒脱而富于情致意趣，可读性较强。寂寞与凄凉，也并不是可以借了一句两句的话来说出的，或许，以他极强的个性与固执的偏好，竟是希望从这无边无尽的“寂寞”与“凄凉”中咀嚼出人生的真实况味的。
如今，吟诵着这些名篇长大的孩子，不知能否服下这剂“清凉散”，真正读懂“风月闲人”郁达夫先生心中那一腔深切的关怀？
■资料链接：郁达夫简历
郁达夫（1896—1945年），浙江富阳人。1913年赴日本留学，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发起组织创造社，并出版短篇小说集《沉沦》，震惊国内文坛。1922年回国后为《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杂志当编辑。
1925年他到武昌师范大学任教，1926年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后回上海编辑《洪水》和《创造月刊》等刊物。这时期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散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革命政论性刊物《民众》的编辑，并脱离创造社，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1930年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2月又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4月，在白色恐怖下举家移居杭州，思想趋于消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振作起来，投入救亡事业，奔赴武汉参加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底，他客居南洋，在新加坡编辑报刊，坚持进行抗战宣传工作，1942年流亡到印度尼西亚。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