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采用公历纪元始末 上

使用黄帝纪元的民国纸币。资料图片　

        中国传统上使用的是干支纪年和王朝纪年，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曾出现数百个年号用于纪元，但其记述艰难，考证不便。晚清后期，围绕着孔子纪元法和黄帝纪元法，学界和政界展开激烈争论。1912年民国成立，孙中山通电全国，决定开始使用公历纪元法，同时使用中华民国纪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历纪年法。

　　一篇文章激起千层浪

　　1903年夏天，一篇署名为“无畏”的文章在晚清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了阵阵涟漪。

　　这篇名为《黄帝纪年论》的文章，出自刘师培的手笔。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倡“黄帝纪年”大旗。

　　“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刘师培写道，“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民族之感觉。”

　　刘师培提议，中国人应该继承黄帝传统，效法日本以神武天皇纪年的作法，以黄帝降生这年作为中国纪年的开端。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所署日期便是“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

　　这一年，出身经学世家的刘师培，刚刚结识另一位经学大师章太炎，对这位著名的革命党颇为倾慕。他改名“光汉”，表示自己“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决心。他的这篇文章所针锋相对的便是清廷支持者保良派所提出的“孔子纪年”。

　　于是，在1900年代，一场关于历史纪年的论争成为一次重要的文化事件。

　　这场有关纪年的文化论争，其背后是清末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是他们实现自己利益诉求的工具。那些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近代名人的身影，都在这场论争中隐现。

　　从更深远的历史影响来看，这场纪年之争，正是近代中国民族建构、探寻的历史过程中所蕴涵的矛盾与冲突。

　　康有为和梁启超力推孔子纪年

　　中国传统上使用的是干支纪年和王朝纪年。

　　中国历史记载始于西周共和元年 （公元前841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开始用当朝年号纪年，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通行使用皇帝年号纪年；每当新政权建立或新君即位 ,都要改用新的年号。因此，纪年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味。

　　按照传统，王位代表着正统的合法国家。“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中央集权的、伦理的和普遍的，换言之，特别带有非民族的色彩。”（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

　　然而，1894年甲午战争中，浩浩帝国败在日本蕞尔小国手里，从1860年以来的挫败感达到了极致，中国已经成为了“落伍者”。这个事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传统“天下”观的理想提出了挑战。

　　一年之后，著名的改良者康有为在上海创立强学会分会，发刊《强学报》。他令人瞩目地在报刊封面上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字样。

　　在这期创刊号中，康有为还刊布了《孔子纪年说》一文，直接提议采用孔子纪年。

　　康有为的灵感来源于西人的“公元纪年”。既然代表着先进而强大的欧美人选择一个圣人的诞生作为纪元，中国人何不也因循其事？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有谁比孔子更有影响力呢！十几年来他推行“孔子纪年”，孜孜以求，初心不改。

　　多年之后，康有为伪造了一批“戊戌奏稿”，其中之一便是“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折”。

　　康有为明白指出，西洋各国，皆以教主纪年，“一以省人记忆之力，便于考据；一以起人信仰之心，易于尊行”，然而中国的纪年，“历朝数十、阅帝数百、年号几千，记述既艰，考据不便”，为今之计，便是仿效西洋善法，改以孔子纪年。何况这一作法自有历史渊源。司马迁就曾使用过“孔子卒后百二十九年”，这样明确的史书记载，最为有力，使用起来也颇为可靠。

　　康有为认为，孔子所代表的，乃是一套特定的道德、文化秩序，而这一套秩序所体现的价值与意义，又是数千年来中国赖以存立的命脉所系。他相信，儒家有能力从内部变化，与更新社会秩序机制的过程齐头并进，自身也可以得到强化。而一个人或一个族群是否是一个中国的成员，就在他是不是能够接受这套共通的文化秩序。

　　在康有为看来，孔子之所谓“中国”与“夷狄”之别，一如现今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以光绪帝为首的清廷，尊孔崇儒，自然亦是真正的中国一分子。

　　在《强学报》第一号上，康有为写道：“凡吾神明之胄，衣冠之族，思保其教，思保其类，以免为象驼牛马之受槛絷刲割……”他高倡“保教、保种、保国”，在和师友弟子们的往来信件中，均标注“孔子纪年”，只是此纪年改以孔子出生之年始。

　　无疑，康有为高举“孔子纪年”，和他一贯倡导孔教和奉孔子为教主等宗教性主张是一体的，其用心在于为他的政治观念与制度的变革提供理论的支撑。

　　“孔子纪年”随着康有为的政治影响力广布流传。他门下弟子和过从朋辈，纷纷响应。维新人士唐才常在1898年撰写《师统说》，直接树孔子为“师统”，其位在“君统”之上。

　　唐才常用语严正地说：“不纪年则无统，不立统则无师，不系统于师则无中国”，将推行“孔子纪年”与中国的存亡挂钩。影响所及便是，日后激进反满的章太炎，也在1899年提出“以素王为共主，以清廷为霸府”。

　　梁启超不但宣扬康有为的新纪年说，还有所发挥。他在1898年写了《纪年公理》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及了纪年的基本功用，表明纪年改革主要针对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纪年的冗繁所起。

　　随后，梁启超又在《新史学》中直言采用“孔子纪年”的四大好处： “符号简，记忆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贼，纷分正闰，二也；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孔子之后，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身，则用西历纪元前之例，逆而数之，其事不多，不足为病，四也。有此者，则孔子之纪元，殆可以俟诸百世而不惑矣！”

　　孔子纪年大遭挞伐

　　康梁是维新派，尤其是康有为本人，他对光绪帝的忠诚从未动摇。然而“孔子纪年”一出，无异于扔下了一颗炸弹，引发朝野震动，直接导致了南北强学会被封禁，《强学报》被迫停刊。

　　守旧派人士的攻击颇具杀伤力：“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经，灭圣籍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皇上也；孔子纪年，教人不知有本朝也。”

　　高梦旦是近代中国最具声望的出版家之一，他从纪年的基本功用角度，分析梁启超纪年论的逻辑矛盾。

　　高梦旦指出，使用“孔子纪年”有一个现实困境：在中国统一使用“孔子纪年”。因为尊孔者，尊“孔子纪年”，而回教、耶稣教、佛教、道教等教徒则可以遵从各自教主，并使用各自的纪年，如此一来，岂不又陷于混乱和纷杂之中？

　　而最激烈的攻击来自于排满的革命派。

　　革命派力主黄帝纪年

　　“康梁以保教为宗旨，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刘师培概括得精到之极。

　　晚清两派知识分子在构建民族想像过程中的分野，亦正在“保教”与“保种”的区隔。

　　就在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前不久，青年周树人给朋友许寿裳寄了自己的一幅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眉宇之间英气勃勃。

　　上一年的三月，像众多心怀报国志向的青年，周树人东渡日本求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然后又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医，现在又回到了东京，住在公寓里，修习德文，看杂书。

　　在这像上，周树人题了一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此时的周树人，以救国救民的启蒙者自居。他在东京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和朋友们探讨如何救国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受了进化论影响的青年，“在仙台碰了那么多壁，回到东京却依旧意气昂扬，那在去仙台之前就已经萌生的以血荐轩辕的大志，似乎稳稳地撑住了他。”（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当时，慷慨激昂，救国救民是留学生中普遍的情愫。但是，周树人，这个后来以笔名“鲁迅”著名的青年，为何要说“我以我血荐轩辕”呢？“血”和“轩辕”和这个时代又有什么关联呢？

　　所谓“轩辕”，便是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圣王“黄帝”。

　　按照《白虎通义》的解释：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

　　然而，鲁迅血荐轩辕，“其所真正关怀的，却是与他同时并存，同在一块土地上游憩生息、休戚相关的无数‘同胞’……可以说，在晚清，以黄帝符号为中介，一种崭新的意识──国族意识，确实正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中酝酿、扩散，终至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对政治社群既有的想像方式。”（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这股力量在政治上鼓励着人们寻找一个新的民族认同符号。

　　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宋教仁一一指斥当时流行的各类纪年新法，“中国近年有悟及以帝王称号纪元之非者，乃相率欲用新纪元法；或以唐尧纪、或以夏禹纪、或以孔子纪，然揆之民族主义，皆无大纪念、无大关系”。所以，宋教仁提出，唯有改采黄帝纪年，始能合于民族主义精神。

　　“传说中的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人，是奠定中国文明的第一座基石。”史学家钱穆专门著《黄帝》，彰明这位先贤伟人，他亦承认，关于黄帝的传说，荒诞离奇的太多。正是在晚清民族主义构建的过程中，黄帝复活了。他被从历史记忆中发掘出来，从一个神话人物和历代皇朝系统中抽离，重新被赋予符号性认知,作为民族认同的象征。

　　进化论影响下的晚清知识分子从事民族的构筑时，其所诉求的主要认同符号，便是以血缘传承为主轴的“种族”，他们所想象出的中国民族，正是一个“种族化”的民族。

　　（未完，待续）

　　摘编自成都《时代教育·看历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