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采用公历纪元始末 下

        中华世纪坛是中国为迎接21世纪新千年到来而兴建的一座纪念性建筑，其270米长的青铜甬道采用公历纪元记载了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　　资料图片

中国人现在仍然使用农历纪元和公历纪元并存的日历。资料图片

         中国传统上使用的是干支纪年和王朝纪年，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曾出现数百个年号用于纪元，但其记述艰难，考证不便。晚清后期，围绕着孔子纪元法和黄帝纪元法，学界和政界展开激烈争论。1912年民国成立，孙中山通电全国，决定开始使用公历纪元法，同时使用中华民国纪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历纪年法。

　　（上接5月3日版）

　　革命派主张黄帝纪元

　　1903年，《江苏》杂志刊载了黄帝像题词，以无比精简的形式，藉由黄帝这一符号，传达了种族化民族这一信念：“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亿兆孙子，皇祖式滋，我疆我理，誓死复之。”

　　在这种共同建构的民族想像中，黄帝的形象不断被添加、修正。他甚至成为了一位外来的征服者。为了证明中国人种和白种人一样，是文明的、优质的，晚清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中国人种西来说”。

　　据说，在公元前23世纪左右，西亚巴比伦及爱雷姆的巴克民族，在酋长奈亨台率领下大举东徙，自土耳其斯坦，循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以达昆仑山脉，辗转入中国甘肃一带，复经长期征战，征服附近原有的土著部落，势力伸入黄河流域，并在此建国。这位“奈亨台”，便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巴克”便是《尚书》里所说的“百姓”。

　　无疑，这是面临西方巨大压力时，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的重估，他们既有现实政治利益的驱使，亦是为融入现代世界而努力“发现”自身的文化。如此，以黄帝来纪年便顺理成章。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传统里，诸侯接受共主所颁布的时历，表示“奉正朔”，改历则意味着易代与革命。因此“黄帝纪年”说一出，便为激进、反清的革命党人和倾向革命的各方势力所赞赏。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写文章，皆题用黄帝纪年，《江苏》、《黄帝魂》、《二十世纪之支那》等报章也纷纷改用黄帝纪年。

　　革命党藉此与满清划清界限。“黄帝子孙”自然不能受“犬羊贱种”的奴役。年轻的革命党邹容，在他所撰写的《革命军》里高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中国之一块土，为我始祖黄帝所遗传，子子孙孙，绵绵延延，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当共守勿替，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利。”

　　立宪派力主孔子纪元

　　以革命排满为现实政治目的的“黄帝符号”，自然难以获得不同立场知识分子的认同。康有为挟“孔子纪年”十余年不改，与革命派相论战。可以说，黄帝战孔子，既是塑造民族认同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是最现实的政治利害之争。

　　立宪派与革命派在孔子与黄帝的基础上各自发展出一套“英雄谱系”。在章太炎眼里，洪秀全举兵反满，上绍黄虞，足可以跻身中国帝王正统，而曾国藩之辈助异族以残同类，自然就是“汉奸” ；梁启超则对革命派“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不以为然。

　　康有为和梁启超并不反对黄帝作为民族的认同符号。早在1899年，康有为对加拿大华人发表演讲，便有“中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无异”之语。

　　颇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在1907年各自发表文章，两人不约而同地都提出更改国号的主张，而且皆要求以“中华”作新国名。康有为认为清朝统治中国已久，一切礼文，皆从周、孔。他反问：既然“俱为中国，何必内自离析，所以生讧衅乎”？

　　于是，康有为呼吁清廷，删除满汉名籍，正定国名曰“中华国”，使满、汉、蒙、回、藏诸族群，同为一国之人。他心目中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而章太炎的“中华民国”构想里，只能以汉族为主体。“中华民国”的疆域，应以汉代华人活动范围为界。

　　可见，革命派的“黄帝纪年”漏洞也不少。他们所倡扬的“民族”，是经由日本人熔铸的西方概念，一个揉杂种族与国家等不同概念于一炉的群体；他们所鼓吹的“民族主义”，因而也是一种高度种族化的意识形态。为了反满的正当性，汉人被视作是真正的黄帝嫡系。

　　鉴于此，1905年之后，清廷的满族知识分子也开始利用“黄帝”，重新诠释自己乃为黄帝后裔。又何况黄帝本为传说人物，出生日期无以考据，以此纪年，就连史学家章太炎也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黄帝纪年标注。

　　如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景迁所说：“中国民族主义的日趋强烈和复杂只是反映了晚清社会寻求自我实现的一种新的探索。”

　　第三种声音：纪元应从世界潮流

　　就在“黄帝战孔子”的热潮中，一股不那么引人瞩目的潮流亦渐渐涌出。批评梁启超“孔子纪年”的高梦旦提出，既然纪年仅仅只是符号而已，而作为符号就应该使用简便而又通行之例，那么从西方历史的演化和整个世界使用的现状而言，耶稣纪年无疑代表了这一趋势。

　　不过，高梦旦仍然把采用耶稣纪年提高到“新全国之人心”的高度。

　　曾经鼓吹“孔子纪年”的梁启超，也在1910 年写下了《改用太阳历法议》。他从国家的日常管理的角度提议，比如租税征收、财政预算、学堂规划以及课程的安排，改用太阳历法 （耶稣纪年） 会更方便。

　　公元纪年的确立

　　高梦旦等人提出的“耶稣纪年”最终在1912年被确立使用。

　　清朝帝王统治瓦解之后，1912 年1月2日，孙中山通电各省都督：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年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黄帝纪年用至辛亥十一月十二日（1911年12月 31日）为止。

　　1912 年元旦，中国开始正式使用公元纪年，同时也使用国号“中华民国”纪年。中华民国前的纪年用“民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和世界接轨而采用了公元纪年法。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会上，与会者认为，应与世界接轨，即用公元为新中国的纪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四项决议的第二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

　　不过，一些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等，仍然沿用传统夏历推算。

　　禁不住的农历新年

　　中国农历的岁时节气，是从几千年中国的农业文明中提炼出来的，已经融入广大农民耕耘劳作的日常经济生活之中。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立法决定自公元1912年1月1日起使用公历，并规定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民间仍然习惯过旧历新年。

　　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在保留公历新年的同时，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全国例行放假。后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命令，自1929年1月1日起，全国使用公历，同时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

　　为确保法令实施，国民政府命各报大力宣传，各机关、学校传达贯彻外，还通过各省市社会局、教育局和公安局采取各种行政措施，如禁止印刷、出版和销售旧历历书历本，禁止报刊附印旧历，学校调整寒假时间；邮局自1月15日起停止收受投发贺年片、贺年电；工厂对旧历春节期间上班者支付双薪等等。

　　但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民众心理和风俗习惯无法轻易扭转。于是一方面是政府严令，政府所属机关、学校团体对旧历新年有意冷漠，另一方面，民间过旧历新年之习俗及热闹场景，却丝毫没有因政府一纸禁令而减弱。

　　当年北京《晨报》对此曾有生动描述：“一般人民于阳历新年异常冷淡，对于阴历新年，则特别高兴。就北京一城而论，在阳历新年的时候，除各公共机关门口结几块彩牌，与停止办公几天外，社会上绝无甚么表示为新年点缀的，而在阴历新年时候，无论何界都一律休息，而群趋于行乐一途，燃放爆竹彻宵不绝，比之阳历新年实在热闹百倍。”

　　《民国日报》于1931年2月18日，即旧历之正月初二，刊发社论《昨天》，在历数了上海街头“锣鼓声、爆竹声，又到处显露着度岁的色彩了”。“一些私立学校依然放假数天”，“内地的学校更视国府明文为废纸”等事实后，明确指出：“废历系社会实际生活所形成……，想用命令和宣传力量，去革除废历，实系违背事实之奢望，决无立即实现之理。”这种“用命令的力量”革除旧历，“实系最大的错误”。

　　1933年起，民间庆贺年节又复萌。到后来，除报纸不附印旧历和春节期间不停刊外，一切如故。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并将公历１月１日正式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 并规定放假三天，让人民愉快过年。

　　然而，在1967年1月30日，新中国国务院发出通知，春节不再放假。全国的报纸一片响应之声，要求举国上下“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从此春节消失十几年。

　　直至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有针对性的民众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和《让农民过个“安定年”》。到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春节休假制度。 （全文完）

　　摘编自成都《时代教育·看历史》杂志

　　庄秋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