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失败与中国民族关系新格局

　　在革命党人暴动计划不断受到破坏的形势下，1911年10月10日傍晚，湖北省武昌新军工兵第八营发生革命党人组织的暴动，工八营兵共进会会员程定国（正瀛）打响起义第一枪。 武昌首义敲响了千年封建王朝终结的丧钟。随后，熊秉坤、蔡济民等组织革命起义军进攻湖北总督署，11日下午武汉三镇悉为起义军占领。革命首发之地武汉很快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定国名为中华民国以与清王朝中国相区别，纪年改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并暂以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随后袁世凯、冯国璋、段琪瑞为统领的清王朝军队南下，试图通过水陆并进的方式打败起义军。长沙成为最早响应武昌首义并取得胜利的地区，10月23日建立起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26日贵州兵变响应革命军，随后山西、云南、江西、江苏、广东、山东等地在短短两个月内，纷纷宣布脱离清王朝政府而独立，在种族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各省的独立常常称为“光复”。期间，在沙俄支持下，喀尔喀蒙古也于12月1日宣布“独立”，在“共和”旗帜下完成国家整合面临巨大困局。

　　1911年12月底，内地“独立”的各省代表到南京商讨建立新的中央政府，各省代表决定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总统，《大纲》第一条规定：“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经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17省代表参加选举，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这标志着全国性政权的建立。1912年1月1日，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正式宣誓就职，并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此后，中国各省废阴历，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2月12日，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承认“公决政体”，发布《退位诏书》，并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新旧国体更迭至此告一段落，但是新国家结构的建立则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深厚的封建思想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走向，资产阶级的不成熟也为仍然做着皇帝梦的人提供了历史机遇，因此，辛亥革命胜利成果很快为代表着封建军阀势力的袁世凯等攫取。2月13日，孙中山依约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氏当国，辛亥革命失败。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共和、民主、平等思想成为各民族新型知识分子社会认同的重要理念，“从此帝制永不留存于中国之内”成为辛亥革命所获得最重要成果。与此同时，辛亥革命在发动过程中，传统“华夷”之别中的“华”已转化为汉民族群体的民族意识，民族国家话语的流行，也逐步唤醒昔日王朝时期“夷狄”的民族意识，王朝政权解体后的中国一度呈现在“五方之民”身份民族化基础上的裂解态势，俄、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也充分利用这一态势服务于自身的国家战略。如何处置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成为决定中国主权国家建构进程的重要问题。在新的国家结构和政治理念影响下，中国民族关系建构面临着一个新时代、新挑战和新机遇。

　　“五族共和”是民初中国处置民族关系最流行的口号，曾在混乱的政治斗争中对“共和”体制下民族关系建构产生过重要影响。1921年，孙中山曾称“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孙中山认为这一个“根本错误”。在他的思想中更倾向于通过“种族”同化使非汉族群体熔于一炉而形成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革命派主张的“民族国家”目标与“五族共和”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由于辛亥革命失败，不仅“共和”成为一块空招牌，政体在权力之争中仍无法摆脱封建理念的影响，“五族”关系处置陷入各种挑战中，昔日清王朝治下的藩属臣民如何顺利转型为共和政治国家中的国民成为最现实的问题。当然，“五族共和”也成为辛亥革命后少数民族争取权益地位的重要理论支撑，如1919年蒙古族知识分子发文称“我们蒙古如今已纳入中国五族。纵观形势，实无理由要与外国联合。近年来，蒙古族与汉族交往甚密，中国政府待我蒙古，物质上也甚为优厚，但蒙古各旗尚未普遍争得与他族平等的政治权利，把蒙古名字放在五族之列则可，但若把蒙古利益与五族利益混为一谈，则没有什么好处。”特别是指出蒙汉两族土地纠纷和当时蒙古行政官员的无能，进一步提出政治制度改革的要求。

　　总之，少数民族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一方面表现在其对整个革命形势的推动，另一方面则表现于先觉者们对革命行动的积极参与，更为深远的贡献在于，通过各民族志士参与辛亥革命，清王朝治下的臣民藩属们，开启了将王朝历史时期形成的认同逐步转化为多民族主权国家认同的历史进程，从根本上推动着统一多民族主权国家的建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