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形势的促成：少数民族地区反抗侵略和

　　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清王朝治下的中国已经站在帝国主义时代前沿并开始逐步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精英特别是那些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开始担忧国家的危亡，谋求国家富强之路。社会先觉者们受到西方民族国家政治的启发，发现王朝国家的政治制度，既不能全面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不能保障国家富强，更不能带来百姓生活的改善，于是，改良、变革、革命便成为中国社会政治一系列变迁的主线。清王朝政权在亡国灭种形势的逼迫下，也不得不推行新政，谋求生存。由于特定的政治架构和政治理念的束缚，新政并未能挽救王朝政治运，有学者指出：新政规模宏大，多方耗费巨款，但清廷早已国库空虚，为解决政繁款绌的矛盾，在原有苛捐杂税基础上，进一步勒索，不惜竭泽而渔。走投无路的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1902至1905年，各种民变达327次，波及20个省。四川等省的保路运动斗争尤为激烈，引发了波及全省的武装暴动。清廷急调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造成武昌兵力空虚，成为革命党发动武昌起义的良机。

　　任何一个社会，当其发生危机且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存之时，会促使一部分人行动起来，探求可能的改变现状的路径，并易于形成以反抗为特征的社会冲突或动荡。因此，面对携着坚船利炮而来的帝国主义对王朝国家利权的不断侵害，以及王朝政权封建剥削的日益加重，民族地区也到处燃起反抗的烽火，为推翻封建王朝统治的社会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社会条件。

　　自鸦片战争之后，无论是清王朝政府组织的对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还是身处边地的各民族社会自发的“保境安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从深层而言，均是王朝国家面临危机之时人们的历史选择。步步紧逼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行动，一方面对清王朝政治统治方式产生直接影响，促成变革形势的形成；另一方面，迫使王朝国家边界的清晰化和条约化步伐加快。在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赤白”二夷的强势面前，王朝中国社会整体如对联之默契般被置入千年未有的历史选择之中。在千年变局的历史选择过程中，那种“一定程度上超越具体王朝实体而带有抽象品格的国家观念”对人们的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投效洋人，大多数人为维护其所生活的疆土而战，甚至土司头人也认为自己“守土有责”，信守“忠义”，完成其臣民的基本义务，他们的行动对统一多民族主权中国的建构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各民族人民抗击侵略的斗争正是王朝统治下的臣民护卫国家领土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推动了传统的国家观念向统一多民族主权国家转型的进程。在纷至沓来的帝国主义侵略态势下，东北、西北有满、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回、维吾尔等民族的抗俄、抗英斗争，西南有各民族抗英、抗法等斗争，台湾有原住民抗击英、美、日、法占领台湾的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藏人民抗英的隆吐山战役、江孜保卫战等，怒江两岸的傈僳、景颇、彝、白、汉各族边民保卫片马的战斗等等。比如，1875年春，获得英国人欲从中缅边境进入云南的腾越地区信息后，腾越城乡十八练的地方武装便集结起来，保境安民，誓使外匪无从得入。时任腾越镇左营都司的李国珍受腾越绅众拥戴，主持团练，在获得马嘉理等入境信息后，他召集腊撤、陇川、章凤(均在今陇川县境)等沿边景颇山官、头人，用“刀标木刻为凭令”，命沿边各傣族土司“出具印结”，于各要隘防堵洋入侵，击退英国陆军上校柏郎所率“远征军”，击毙马嘉理，打击了侵略者。这些斗争使畏惧洋人、执行投降妥协政策的清王朝政府或其官员害怕，他们为着自身政权的利益或个人权位常常成为各民族人民抗击侵略者的阻碍，在侵略者强大压力面前他们签署一个又一个投降条约，出卖利权，使中国社会不断步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

　　与各民族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相比，对清王朝政权稳固形成直接打击的是边疆各民族地区此起彼伏的反封建压迫斗争。在清王朝存续的最后一个50年，直接挑战其政权稳固的起义遍及全国，民族地区的各种起义、冲突成为全国各类起义和社会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中，就有大量壮、瑶等民族参与其中，在一些地区少数民族农民成为起义军的重要力量，太平军所到之处，也曾得到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支持。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苗、彝、回各族反对压迫和封建剥削革命此起彼伏，形成武装起义的潮流。贵州曾先后发生布依族杨元保领导的独山起义、潘新简领导的荔波水族农民起义、姜映芳领导的天柱侗族农民起义、张秀眉领导的黔东南苗民起义、陶新春领导的黔西北苗民起义、张凌翔领导的回民起义等；云南省则有田以政领导的哈尼族农民起义、杜文秀领导的回族农民起义、李文学领导的哀牢山彝族农民起义等；川西北有藏、羌人民反清起义；陕甘有回民大起义；新疆有维吾尔族和回民大起义；内蒙古有白凌阿起义、独贵龙运动等。

　　民族地区抗捐抗税斗争对王朝基层政权稳固影响也很大。如1903年3月，河南孟县、温县回汉联合抗捐就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当时，河南以招练十营新兵为名，将钱粮由征银改为征钱，使农民负担增加一倍多，每亩地比常年多征收制钱50多文，引发社会普遍不满。孟县桑坡回民率先发难，要求免钱粮，遭县府拒绝，并有6人被打死，激起民变，“各村聚至10余万人”，要“与官兵力抗”。起义者痛打地方官吏，烧毁署衙，还一度打进怀庆府，形成附近各县“相继效之”态势。据载，温县回、汉群众“围城入署，殴毙县勇一名，河内县苗某被百姓殴伤，密县民入署，逼县令陶某出据永不改征，并盐斤加价亦复豁免”。同年，内蒙古各地不断发生反对官府“丈放”土地冲突。当时，清政府以办理“垦务”为名，勾结内蒙古王公上层，肆意霸占土地，激起社会不满。各族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捣毁垦局，驱逐官吏，给地方官府以沉重打击。云南镇边厅当年也爆发抗捐抗税斗争，彝族张朝文、佤族李三明、刁文林领导了镇边各族人民起义，他们反对官府“派捐抽税”，参加人数几至万人，“分扰数百余里”，与前来镇压的清军进行英勇的战斗，击毙清军参将王伯成。

　　据统计，1901~1905年的5年时间，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形成高潮，各民族联合的起义，先后有三、四十次之多。这些起义和反抗活动，有的直接导源于清王朝地方官员的腐败、对百姓的压迫，有的则导源于不同群体间的利益、文化冲突，这些冲突未得到地方政府的疏导甚至为王朝政府控制特定区域所利用，等等。正是规模不等，到处出现的武装起义，直接消耗了清王朝政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从深层次来看，这些起义及其造成的社会生活动荡，也显示出王朝政权社会治理方式和制度的种种缺陷，昭示了王朝封建制度的前途和命运，为辛亥革命的最终发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斗争热潮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当地的反动统治和清政府，唤醒了各族人民的革命意识，与同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彼此呼应，是辛亥革命前夕各种反抗力量汇合组成的革命力量中重要的一股，对加速清朝的崩溃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