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广州的戏剧和电影

　　辛亥革命，广州是全国唯一兵不血刃、和平易帜的省会城市，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孙中山回国时，人们兴奋了一阵子；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时，人们又兴奋了一阵子，但兴奋过后，还是照旧买包南乳花生，到“讲古寮”听古，革命前听《薛仁贵征东》，革命后还听《薛仁贵征东》。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也许不会察觉到变化，但当我们拉开历史的距离看时，便发现随着革命的临近，变化确实开始了。由于新政的推行，为艺术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甚至谈论革命也不再是禁忌。锣鼓大戏粤剧除了《寒宫取笑》、《苦凤莺怜》一类旧戏，也开始有艺人唱起了《地府闹革命》一类新戏。

　　粤剧一向最受广州人喜爱。广州第一家售票公演的戏院是西关的广庆戏院，建于1889年，离辛亥革命还有22年。1902年，同庆戏院在长堤开张，这是广州最早的一家专演粤剧的戏院，有五六百个座位，后来改名叫海珠大戏院。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以长寿寺和尚私藏妇女的罪名，下令拆毁寺庙。长寿寺位于西关繁华之地，尺土寸金，拆庙后的废址，本可以做许多的商业用途，但岑春煊却用它来盖了一座乐善大戏院，让广州人多一个听戏娱乐的地方。

　　那时的粤剧戏班，大多坐着红船，在珠三角地区漂泊，桨橹欸乃，随波逐流，哪里有迎神赛会、喜庆宴席，就去那里演出。所谓红船，是一种绘有龙鳞菊花图案的红色木船，有人说，“红”字也是和反清复明的活动有关，与“洪门”组织的“洪”字同音，是梨园弟子的一个反清暗号。

　　粤剧曾长期被官府禁演，梨园弟子深受打压，因此，不乏热心革命的人。在珠三角一带，就有一戏班叫“志士班”，专演针砭时弊、抨击官府的戏剧。他们为了标榜与传统粤剧不同，旧戏班坐红船，他们便把船涂成绿色，自称“绿船班”；别的戏班都到八和会馆拜田元帅，他们却刻意避君三舍，被同行戏称为“九和班”。

　　志士班开风气之先，不仅演粤剧，也演文明戏（话剧）。不少史料说，话剧是1907年传入中国的，但事实上，志士班在1905年至1906年之间，已经在珠三角演出话剧了。他们打着“采南歌剧团”的旗号，摇着颜色怪异的绿帆船，穿梭于省港澳等地，大演《地府闹革命》、《文天祥殉国》等新戏和宣传民族思想的文明戏，备受舆论赞誉，称之为“开粤省剧界革命之新声”。

　　采南歌剧团因财政困难，1906年就解散了。1907年，黄鲁逸、卢梭魂、黄世仲、姜云侠、郑君可、靓雪秋等人再接再厉，又在澳门组织优天影戏班，用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话来说，“诸志士多粉墨登场，现身说法，对于暴露官僚罪恶及排斥专制虐政，不遗余力。粤人颇欢迎之，号之曰‘志士班’。”这个戏班为了宣传革命，宁可忍饥挨饿，也不愿提高票价，据说黄鲁逸经常到菜栏捡烂菜叶，再加点猪红，煮菜叶猪红汤，给演员们充饥。

　　优天影只唱了一年，又被官府查禁。志士们不甘心，另起炉灶，组织振天声剧团，以荔枝湾彭园为大本营，继续到省港澳各地演出，大肆宣传民族主义，其激烈程度，较志士班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料生不逢时，开锣才几个月，碰上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驾崩，全国禁止演戏娱乐，振天声只好收拾起锣鼓戏柜，漂洋过海，到南洋各埠演出，宣传革命去了。

　　探究广州在辛亥革命中能和平过渡的原因，是非常有意思的。以前人们只注意到广东是同盟会最活跃的地区，也是起义最频繁的地方，却忽略了广州也是绅商势力最大、基础最深厚的地方。

　　1910年和1911年，广州先后发生过新军起义与“三·二九起义”，对官府震动很大。两次起义失败，都是由广州绅商出面收拾残局，甚至连烈士的遗骸，也由广州的善堂捐出棺材墓地安葬；在1911年的保路运动风潮中，也只有广东绅商有本事迫使朝廷允许粤汉铁路广东段继续商办，免于收归国有，显示出绅商的势力，在广州如日中天，所以他们自信心满满，认为无论官府还是革命党，都要依靠他们，广东的前途由他们主导，革命也罢，不革命也罢，都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戏照睇，茶照饮。

　　因此，当各地革命风潮此起彼伏，大清的江山岌岌拱之际，广州依然是一片灯红酒绿的景象。1909年，有一千多个座位的东关戏院在东堤开张。戏班红船可以停泊在东濠，上了岸就可以登台。东堤夜夜笙歌，日日箫鼓，戏台上的红伶，穿着金翠迷离的戏服，“呛呛呛呛”登上舞台，把靴底一亮，把水袖一甩，已博得满场喝彩。

　　1910年，也就是新军起义刚平息不久，由茶楼业老行尊谭新义、谭晴波等人筹建的襟江楼（茶楼），便在东堤开业了，高悬于门口的那副对联：“襟上酒痕多，廿四桥头吹玉笛；江心云色重，万千帆影集金樽”，不知出自哪个文人的手笔，十分气派。与此同时，由邓亚善、李世桂等人集资兴建的广舞台，也在东堤破土动工，外形模仿上海天蟾大舞台，重楼复阁，富丽堂皇，座位多达两千多个。不过戏院还没盖好，革命已经爆发了。

　　当人们蜂拥到戏院听戏时，另一种新鲜玩意也悄然进入人们的生活———唱片。这是一种崭新的娱乐方式，不用上戏院也可以听戏。其实，早在1902年，美国的胜利唱片公司就录制了粤剧唱片，现存最早的粤剧唱片《围困谷口》和《闺留学广》，是1903年录制的。那时留声机还不普及，能听唱片的人寥寥无几，而坊间相传，灌唱片后留声机会把人的嗓音摄进去，引起失声（倒嗓），以后再也不能演戏唱曲了，所以粤剧演员们个个都畏缩不前，不敢尝试。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八和会馆创始人邝新华（艺术大师红线女的堂伯父），他毅然灌录自己的第一张唱片。在他的带动下，灌唱片的粤剧演员愈来愈多，胜利、百代、高亭等外国唱片公司，纷纷到上海、香港等地，为粤剧录制唱片。在中国所有地方戏剧中，粤剧是灌制唱片最早、也是最多的。这是值得浓墨重彩、大书一笔的事情，农村酬神庙会上的古老戏曲，居然和最先进的工业文明产品相结合，本身已极具划时代的象征意义。

　　这时，电影也开始登陆广州了。这是一种更具工业文明色彩的东西，当时人们完全想不到，若干年后，它在中国竟会成为上百亿票房的巨大产业。电影是1896年前后从西方传到中国的。法国人把电影放映机带到广州，在石室耶稣圣心堂的丕崇书院内放映电影短片。这是电影第一次出现在广州。后来，一位华侨从海外带回来了一台放映机和几部短片，在茶楼里放映，这是普通民众第一次有机会在小小的银幕里看到外面的大千世界。后来有了专门放电影的地方，叫“画院”，或叫“映画院”。

　　清末民初在广大路口开了一家电影院，名字起得十分有趣，叫“通灵台”，是广州最早的电影院之一。城隍庙附近也有一家，叫“镜花台”。这些名字都反映了电影初到中国时，人们对这门艺术的理解，意思是从这里可以走入一个疑幻似真的奇妙天地。

　　 （叶曙明，作家，著有《广州旧事》等，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