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民信仰特征的分析与思考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时期农民群休信仰状况的分析，深刻揭示出中国农民信仰迷惘的特征，并探讨了这一特征所形成的社会原因，说明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有对意识形态指导的渴求社会转型需要有先进的精神信仰做导航。否则，将唤不起农民的共同信仰，不利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20世纪初，中国政坛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多事之秋，政权变幻莫测，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文化思想界极为活跃，各阶层极力在政治舞台上展示自己。然而，惟有农民一反近代以来的革命气魄，陷于沉寂状态。纵观这一时期农民的精神信仰状态，我们认为是处于一种信仰的迷惘状态，大致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皇权主义信仰荡然无存，传统价值观与信仰彻底失落。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黄龙旗倒，五色旗立。这次历史性巨变给中国农民精神信仰上的最大冲击就是皇权信仰的坍塌，传统价值观和文化信仰的彻底失落。对于在辛亥革命风暴中跨台的清王朝，农民此时已不足为奇，可以说是早在意料之中之事而欣然接受，他们没有丝毫的怜悯与惋惜。农民对专制的冷漠缘于他们的失望，因为此时的清王朝早已因镇压义和团、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失掉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最后一点脸面。农民作为赔款负担的主要受害者，忍耐已臻极限，有关清王朝气数已尽的民谣早已风靡下层百姓之中，如“不用掐，不用算，宣统皇帝不过二年半”。可见，清朝气数已尽成为当时民众的共识。但是，这次的清朝垮台和以往的朝代更替不同，以往的朝代更替，推翻的只是一朝皇帝，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朝皇帝，皇权主义思想在农民心中还根深蒂固。而辛亥革命推翻的不是一朝皇帝，末代小皇帝的退位，不仅意味着搬掉了一座龙椅，而是意味着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的结束。虽然皇权在部分农民的头脑中可能还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民主共和思想不可能像后来人估计得那样乐观，能“深入人心”，把“总统”或“主席”当成皇帝的说法还时而有之。但是，中华民国的建立，已使中国社会从此发生了结构上的变化，民主共和体制已使皇权复辟没有了任何空隙。随着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的失败，说明皇权主义确是已日落西山，在农民头脑中一扫而尽。

    第二，反封建的革命激情消退。按照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惯例，农民应该是作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同盟者而参加到资产阶级革命中并成为主力。辛亥革命可以说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中国农民对待这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没有更多的热情与参与。在辛亥革命与五四时期，农民们没有了近代以来尤其在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深刻的政治主张和此论文为教育部十五社科项目系列论文之一。革命精神，在运动波及到的农村中，大多数农民基本是处于观望或“跟着走”的趋向，他们的政治意向与信仰模糊而变动不居。农民们对于革命的冷漠状态缘于他们的心死。因为经过近百年的革命风波，农民们经历了太多的创伤。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的双重打击，使农民们受到了愚弄与玩耍而变得麻木不仁。五四运动可谓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学生、工人、商人等阶层都广泛地参加和支持了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惟有农民还没有觉悟和组织起来，仍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组成乡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到北京附近农村如丰台、七里庄、大井村等地向农民演讲教育，鼓励农民学习文化、冲破封建束缚，唤醒农民觉悟。但是，除少数农民有兴趣外，多数农民漠不关心。据记载，“当讲演时，有一位年轻的媳妇，方要出门来听听，立刻叫一位老妇人痛骂了一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这一类的话，那媳妇马上关上门了”②。北京郊区如此，其他地区农村更不用说了。由此可见，中国农民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中大多数是处于冷漠与旁观状态，正因如此，他们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笔下愚蠢、迟钝的形象而载入文学史。

    第三，人生信仰的多元纷乱。进入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瓦解，尤其是20世纪初叶，大清朝的灭亡，科举制的废除，资本主义商业的兴起，农业的衰败，以及世道的混乱，中国农民的人生信仰也左悄悄地变迁。随着科举的废除，“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白衣致卿相”不再是中国农民的人生追求，“耕读为本”也不再是中国农民的人生哲学，家宅兴旺，耀祖光宗，也失了以往的光辉。多条道路，多种选择，构成了近代中国农民人生信仰的斑斓世界。经商是一种人生，务农也是一种人生，入洋教求生存是一种人生，做无业游民也是一种人生，甚至于当兵做匪，在中国农民传统人生信仰中被列为“大恶者”，也成为一种人生的信仰。经过修改后的民间宗教观念，也成为支撑或者说填补农民精神的一种代用食品。李泽厚在描写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转换时曾写道：“几千年皇帝专制在政治体制和观念情感上对知识分子主宰地位的消失或隐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科举道路的阻塞，西方文化如潮水般的涌进…．．给新一代年轻知识者以从未曾有过的心灵的解放，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图景和道路是从未有过的新鲜、多样、朦胧”。虽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但这种形势，这种精神状态也仍是中国农民所具有的。

    是什么原因使素来具有革命传统和精神的农民群体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束手旁观，成为十足的看客？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双重文化信仰的失落。西方学者Robert Redfield曾说过：“在一个文明中，思辨性的大传统比重少而非思辨性的小传统比重多。大传统完成其教化在学校或寺庙中，而小传统的运作及传承则在其无文的乡村生活中。”这种说法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传统文化主要指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即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伦理。而小传统的文化则是存在于乡村中的亚文化，它的形态是不完备的。所谓农民的双重文化信仰，即指农民对传统大文化的依赖、信仰与对本群体中的小传统、亚文化的依托与信赖。二者互相影响，连续互动，共同构成了农民内心世界的精神脊梁。

    然而，自从中国的国门被列强强行撞开后，只有当大传统文化失落时。中国传统的、古老的文化道德信仰在受到来自两种力量的冲击后，日落西山之趋势已是不可逆转。一方面是外力的冲击与碰撞，虽然是外力，但是在力量的天平上却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内部的羞辱，具体地说，就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一次次武装进攻并取得胜利，而清朝政府一次次败下阵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中，证明了原先最神圣的大传统文化与皇威，结果是最无用的。特别是随着洋务分子与维新人士低下头来一次次向西方学习，更进一步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信仰在世界近代文明中已黯然失色。农民的价值依赖是异常顽固的，当大传统文化陷于困境时，传统文化的承传者农民奋起，他们转向原来处于边缘状态的非正统文化诸如迷信、符咒和巫祝求助，作为精神武器，来捍卫传统文化道德与信仰而与洋人展开最后一搏，然而却遭到清朝政府的出卖和列强的无情镇压，以<辛丑条约》的耻辱而告终。从此，不仅士大夫知识分子，就连中国社会最底层农民也对传统文化心灰意冷而失去信心。中国农民变得不知所措，六神无主，迷惘、麻木成了庚子赔款后中国农民精神面貌的主要特征。

    第二，辛亥革命缺乏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应该说，中国农民是怀着对清王朝半厌恶半宿命的态度迎接辛亥革命的，他们对革命开始是寄托了无限希望的。可是，不幸的是革命尚在进行，农民的希望就开始破灭了。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历史上第一个同情农民阶级和关注农民阶级利益的团体和党派。孙中山自幼即十分敬慕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一贯倡导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孙中山看到了中国贫富悬殊的主要问题是土地过于集中，所以，他要解决中国的土地集中的弊病。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其具体办法是核定地价的法子，就是核定全国土地价格，然后按照这个价格国家抽税。如果土地所有者把土地价格定高了，那么交纳的税也高，按孙中山的说法叫做“照价收税”，以达到限制地主的财富。此外，还规定“照价收买”，即如果土地所有者为了少纳税而把地价订低了，那么政府可以收买你的土地为国有。孙中山就是想通过这么个办法达到平均地权的目的，实现土地国有。但是，由于此种方法过于温和了，孙中山既想照顾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又想限制他们的发展，其实质是保护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限制他们将来的利益，而并没有满足农民渴望土地的根本要求，这是一种调和社会矛盾的改良手段。孙中山在一次讲演中曾说：“兄弟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子”，平均地板，不是“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可见，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封建土地私有制，没有满足无地的农民需求，因此，也就不能唤起农民的共同追求与信仰。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中国农民的同情及政策主张，曾给中国农民带来一片希望和曙光，但是很快就昙花一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平均地权”政策还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就已被革命党人抛到九霄云外。历史又一次与农民开了一个玩笑，革命后的新政权换汤不换药，依旧派原班人马下乡催租收税，新政权处处表现为不许农民革命的迹象。伴随辛亥革命后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农民们发现了自己又被拖入近代以来最大的无序之中，军阀混战，盗匪横行，统治丧失了最后一点道德遮掩，“饿殍满地，哀鸿遍野…一农民妻离子散，背井离乡”，流为乞，流为匪，流为盗，农村变成了“巨大的人类瓦砾堆”。整个农民阶层处于风雨飘落，日薄西方之境。

    辛亥革命没有把迷惘的农民唤醒，他们变得更加愚鲁和迟钝。由于辛亥革命没有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一个彻底的农村大变动，因此，农民的精神信仰世界出现迷惘状态。

    第三，传统的农民阶级不能自救。回顾历史，近代中国农民面对家破、国亡、种灭的威胁，面对清王朝的腐败无能，面对众多土大夫的贪生怕死，他们曾以无畏的精神为近代中国革命留下壮烈一幕，谱写了一首悲壮之曲。然而，没有人同情他们、理解他们、肯定与支持他们，有的只是镇压、斥责、愚弄和利用。农民阶级在近代的壮举没有改变历史，历史也没有改革农民，相反，农民丧失了革命热情，向着悲观、呆滞、麻木的人生道路上滑去。

    农民的历史悲剧在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农民虽然有很强的革命性，但农民阶级是个复杂的阶级，他们是客观上不得不革命而主观上又具有落后一面的阶级。一方面，从政治上说，农民作为被压迫阶级，本质上是要求革命的；另一方面，从思想上看，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小私有者、分散的小生产和长期的简单再生产，决定了农民又具有落后性、自私性、散漫性和保守性。因此，中国农民尽管为自身的解放进行过百折不挠的奋斗，但他们的斗争“总是陷于失败”。他们虽然失败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悲剧在于由于没有一个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科学理论指导，导致农民不知道自己被压迫的根源所在，他们的革命性一般源于他们对平均主义大同世界的信仰。他们的爱国性源于他们对皇权主义的崇拜。一旦皇权在他们心中坍塌，他们心中便无所寄托，连“五四”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也没有在他们心目中泛起任何涟漪。

    总之，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百年中国近代历史结束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中国的农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农民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能说没有新收获，不能说没有新气象，但总的看来，它是中国农民精神信仰史上的一场灾难，他们的大同理想，他们的天神地祗，他们的巫道拳术，在封建制度及西方列强的猛击下灰飞烟灭，农民们血本无归，人们变得麻木、冷漠而又迷惘，旧的信仰被冲得七零八落。血缘宗法，家庭伦理、乡土情感日益淡化，传统的道德信仰不再神圣了，新的信仰尚未诞生。这就是20世纪初中国农民信仰迷惘的根源所在。由此可见，良好的社会变迁与转型需要有以先进的文化信仰为核心的精神资源为导航，它将使我们少走弯路，使转型的痛苦降到最低点，使转型后的建构也将更加迅速。否则社会将会出现失序，阻碍社会进步，不利民族的振兴。农民是构成中国国情的最主要成分，农民不仅是有物质需求的，而且也是有精神需求。忽视农民的利益，不了解农民的想法，不给农民精神食粮，都将不利于社会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