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之作_读俞辛淳著

     辛亥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篇章，意义极其深远，因此一直为中外学者所关注。近20余年来，辛亥革命研究不断向开放的、多元的、全方位的百家争鸣的方向发展。有关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各派互动关系、政体、思想文化、经济状况以及史实考订诗，都有深入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学术成果，学术界广泛用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哲学、逻辑学、计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使该领域的研究不断出现突破性进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辛亥革命研究继续引向深入和新的方面，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

    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个时候，俞辛淳先生撰写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于2002年9月由日本东主书店出版了日文版本。俞先生长期从事中日关系史和日本外交史研究，曾经撰写、出版过《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日本东方书店1986)、《孙文的革命运动与日本》(日本六兴出版1989)、《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中华书局1991）、《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等有关专著，用中日文发表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可以说是该研究领域国际上最为著名的学者之一。《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书共70余万字，是国际上第一部从中日外交史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的专著，全书共分8章，各章题目为：第一章，辛亥革命的爆发与中日外交；第二章，南京临时政府与92日本研究2005年第2期中日外交：第三章，日本的满蒙政策与侵略闽浙沿海地区；第四章，北京政府与中日外交；第五章，孙文访日与中日外交：第六章，二次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第七章，一战爆发与中日外交；第八章，洪宪帝制与中日外交。该书最鲜明的特色是：

    一、打破了政治史角度的传统格局。从政治史来看，辛亥革命至1913年暂告终结，但“从中日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来看，由二次革命引发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各种问题并未结束。辛亥革命时期的各种问题，持续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该书以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到袁世凯猝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为辛亥革命时期，并对这一时期的中日外交和国际关系展开了系统论述。俞先生首次将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并纳入与欧美列强的国际关系中加以考察，提出双重外交论，指出：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的对立、妥协和斗争并非纯属中国的国内问题，带有明显的国际问题的特点，孙、袁对日、对欧美列强的态度和外交政策，同日本和欧美列强对袁、孙的外交政策是相互对立的。这四者间的相互关系，基本上是以在双重外交的框架下展开的，中国国内政治也随之互动并发生变化。运用这种理论和方法阐明孙中山与日本之间的微妙关系，很有说服力。俞先生在书中根据大量令人信服的史料指出，孙中山的对日认识是一贯的，其随着欧美列强和日本的对华政策演变而不断变化属于策略性变化，并非在“五四”之前对日认识不清，这就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框架，系统地提出了崭新的观点。

    二、打破了以中文资料为主展开研究的既有框架，采用了大量日文原始资料，其中不乏迄今尚未为学界发现或采用的新资料。俞先生的新著在尽可能使用中文资料的同时，运用大量日文资料。如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外交档案、日本防卫研究所藏军部档案、三井文库资料、《大日本帝国议会志》、日本警方档案、重要历史人物后代家藏档案、文书、文集、日记、传记、杂著、报刊等110余种，读来令人耳目一新。该书出版后，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该书是迄今为止国际上同类著作中使用日文资料最多的一部著作，誉之为“杰出的代表作”、“开创性研究”；日本学界则普遍评价为：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先驱性的代表作”。俞先生数次赴日长、短期访问，在日本期间，大量时间都是在各档案馆和图书馆度过的。在埋头史料堆中查阅的过程中，俞先生不断有新的发现，如日本外务省与驻华总领事馆以及驻华武官与军部之间往复的大量电文、日本警方对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党人的监视报告、日本军部秘密策划武力干涉辛亥革命的记录、日本民间珍藏的有关史料等等。俞先生全面分析了这些史料，不仅寻到了以往被忽略的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的活动，而且还发现了日本政府对辛亥革命以及对中国革命党人政策不断演变过程中的真实意图，并指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及革命政府与日本政府有着既对立又相互利用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孙、袁关系与英、美、日关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互动，更是各方追求自身利益和目标的结果，解决了辛亥革命研究中的许多疑难点。

    三、重视系统性研究。俞著详细而准确地分析了武昌起义至袁世凯猝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这段时期的中日外交关系。作者指出日本和欧美列强为维护在华既得权益方面，采取了协调一致的外交政策；在谋求扩大新权益方面，则采取了相互争夺、相互牵制的行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就是在这种波谲云诡、扑朔迷离的国际条件下展开的。这一母系统涵盖着该书的每一个章节和每一个具体问题，书中各子系统与之密切呼应，形成主次分明、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妙处横生的格局。全书以中日外交为中心，但又不单是论述中日外交，而是将这个时期的中日外交放在远东国际环境中，探讨日本与英美等在中国的利益差异，分析它们对华政策的异同，剖析它们之间的争夺关系对袁世凯和孙中山处理与日本关系的影响，研究日本对袁世凯和孙中山政策不断变化的根源，从而探究孙中山和袁世凯对日政策演变的原因。在分析日本对华政策变化中，不仅重视其对华企图的解剖，而且系统地分析了日本的对外总政策，这就有助于读者把握日本的整体外交与局部对华措施之间的关系。

    四、新视角、新观点。作者视野开阔，在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关系时，不仅从中日两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展开理论性研究，而且深入到各事件的底蕴，运用战略学、经济学、文化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等多种理论和方法去探寻其背后的动因。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往往强调政府和军方之间、陆海军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对立，从而淡化了人们对日本侵华总战略的认识，有意和无意间将注意力指向少数强硬分子，似乎对外侵略只是政府和军方内少数人所主张的：而中国学界则往往忽略了对日本军政财界内部的各种意见分歧。俞先生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驾驭大量珍贵史料，对日本军政财界的各类相关人物展开了严密的实证考察，指出日本军政财界内部确实就各种具体事件存在意见分歧，他们的言行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这使得表现上看来，日本对华政策起伏变化，但始终没有变化的是日本对在华殖民权益的追求，日本军政财界内部的各种意见分歧不过是有关手段、方式及时期妥当与否的考虑。在关于孙中山的对日认识问题上，俞先生运用国际关系和战略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出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本质的认识是一贯清醒的，为了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实现革命的战略目标，利用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矛盾，在策略上多次寻求日本援助，以加强革命运动自身的力量，推翻国内反动统治，实现对内革命目标后再依靠统一的、开始走向富强的国家力量与列强以及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实现恢复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对外革命目标。这就有别于中日两国学界以往的观点。关于武装讨袁问题，过去学界始终认为孙中山在宋教仁被刺后一直坚持武装讨袁，而作者依据新挖掘出来的大量日方档案以及其他珍贵史料，清晰地论证了孙中山的主张有过根据情况变化而变化的史实。另外，对孙中山和黄兴之间意见分歧的演变作了明确论定。俞著充满创造性，类似以上的新观点还有很多，在此从略。    令人钦佩的是，作者严谨治学，在论述中坚持让史实说话，决不在资料尚不详尽的时候作结论。如关于1915年2月孙中山与日方代表犬塚信太郎、山田纯三郎之间是否缔结《中日盟约》以及同年3月孙中山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谈盟约的问题，迄今为止，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众说纷纭，论述各异。作者挖掘了有关新史料，对此作了详细论证，将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推进了一大步。但因为资料不尽人意，作者没有作出结论，只是指出不明之处，提出进一步追查的线索。无须赘言，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是来者的榜样。

    俞先生完成该著后，因积劳成疾，于1997年8月突感不适，脑哽塞病发作，卧榻中仍每每念及该书的出版和翻译后中文版的进展。我受作者委托，主持该著中文版总译校，读着这部巨著，受益良多，故撰写以上读后感。水平所限，难概其全貌，权作一孔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