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对中国早期电影事业的贡献(2)

　　1928 年5月15日至28日，国民政府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在南京举行全国教育会议，院长蔡元培要求与会者就教育“目前亟需解决之实际问题”进行讨论，与会者也就电影管理提出了提案。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得此信息，于5月17日致函蔡元培称：“近来上海有数事，于社会教育最有关系，而影响于青年者尤大”，“其一曰电影，大都来自美国，其情节多诲盗与诲淫。偶赁数椽，便可开演。今且推行及于内地，取赀极廉，故人皆趋之若鹜。冥冥中，我少年品性，不知被破坏几许矣”，若不严加取缔“禁遏”，必将“导致教育于破产”。6月8日，蔡元培复函张元济表示，“检查电影事，别种议案中，已有涉及者”，“因会议已将结束，未能具案提出，曾于谈话时，分别嘱托，彼等均表同情也”。可见，蔡元培对不良电影损害“国民精神”的流弊，是有清醒认识的。1931年5月，蔡元培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的综述性文章中，专门指出：“影戏本为教育上最简便的工具，但中国自编的影戏，为数寥寥，且多为迎合浅人的心理而作。输入的西洋影片，亦多偏于刺激的。它们的好影响，远不及恶影响的多。”

　　1930年，南京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在该校创建了电影教育委员会，多次邀请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去做演讲。1931年，蔡元培到该校考察，陪同的是教育部郭有守。郭有守是蔡元培的得意门生和追随者，1918年考入北大法科系，后由蔡元培送他到巴黎大学深造，回国后又由蔡元培介绍到教育部，当时是主管留学生事务和电影检查的科长。

　　针对当时中国电影发展现状，蔡元培作了题为“电影与教育”的演讲。在演讲中，蔡元培认为“得电影者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儿童者得未来”，提出“中国人要看中国电影”的口号，并就电影与教育的关系作了深刻论述：电影用于教育，在美国已大见成效；电影是唤起民众之利器，也是教育之有力工具；电影对兴我中华有大用处；我国应当提倡电影教育化和教育电影化；从教育学的原理看，一切电影都是教育电影；中国电影的检查标准要符合教育学原理；大力提倡、鼓励和奖励国产电影的生产。

　　蔡元培在金陵大学的这次演讲，促成了电影界与教育界的联手，推动了中国教育电影运动。1932年7月8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南京成立，首届会员包括一批著名大学校长、社会贤达、国府高管、电影公司老板共90余人，由蔡元培担任主席（首席监察委员），郭有守负责主持协会日常工作。

　　协会成立那天，蔡元培致“开会词”，主要内容刊于7月9日的《中央日报》。蔡元培提出，第一，“电影虽为一种娱乐，但对于教育，实有莫大的影响”，该方针后被量化为衡量电影是否好坏的尺度：“三分娱乐，七分教育”。第二，“坏的电影，如淫戮荒谬之类，宜禁止映放，电影所以重审查就是这个意思”。第三，“希望本会今后多编制有益于社会的影片”。

　　根据蔡元培提出的这些方针，协会确立了“以研究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并协助教育电影事业”的宗旨，制定了教育电影的五方面的“取材标准”：即：发扬民族精神，鼓励生产建设，灌输科学技术，发扬革命精神，建立国民道德。

　　据孙健三《中国电影，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儿》一书介绍，1933年10月，协会第二届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和发布的《电影事业之出路》单行本，是由蔡元培口授、郭有守执笔的，这是关于中国教育电影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该文献指出，“穷、弱、愚、私、乱，是中国目前的五大患；这五大患不除，一切事业，都谈不到出路”；“电影在教育上担负的任务：（1）国家已穷到极点，电影应指导民众以救贫致富之道。（2）国家已弱到极点，电影应指导民众以起弱图强之路。（3）人民平均知识程度太低，电影应灌输以切要的知识。（4）社会道德堕落到极点，电影应提倡个人及集团的道德。（5）民族缺乏组织，电影应指示以组织的知识和能力。”

　　蔡元培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这些主张，确立了当时我国电影“教育高于娱乐”的定位，赋予其救国救民、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折射的是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念。

　　推动电影用于国情调查和科考

　　在重视发挥电影社会功能的同时，蔡元培还十分注重电影的科学考察和记录功能。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不久，蔡元培建议金陵大学尝试用电影和照片做一些视觉记录，开展一些有关国情、市情、行业情况的社会调查，“希望金大能多做一些事，在电影教育方面为全国积些经验”。

　　根据蔡元培的建议，1934年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就组织拍摄纪录片《苏州名胜》，专职助手是刚从该校毕业的孙明经。孙明经，出生于南京的影像世家，1927年考入金陵大学后学习7年，被称为中国电影教育的先驱、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开拓者。

　　孙明经在该校就读时，就得到蔡元培的教诲，是蔡元培与金大校长陈裕光共同决定培育的中国第一位专职大学电影和摄影教师。1935年，孙明经被中国电影教育协会聘任为唯一的电影摄影技师。为在经济上支持其工作，蔡元培等专门在南京开展“教育电影捐”，以每张电影票加一分钱的方式进行募捐，并从捐款中拨款补助孙明经拍摄电影。1935至1936年，孙明经先后主持拍摄了《首都风光》《西湖风光》《南京名胜》《上海》《广东省》《崂山》《烟台》《景德瓷》等一批纪录片，讴歌祖国山川、建筑的壮美与秀丽,以及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拍电影时，孙明经同时拍了大量照片，由此开“用电影和照片纪录国情调查和地理调查的先河”。蔡元培看了这些电影和照片后非常高兴，称孙明经是“拿摄影机写游记的今日徐霞客”。由孙明经组织拍摄的故事片《农人之春》，1935年7月荣获比利时农村题材国际电影大赛特等奖第三名，也首开中国电影获国际大奖的先河。

　　蔡元培非常重视电影在科学观察与记录中的作用。1936年日食之际，中国成立以蔡元培为会长的日食观测委员会，受蔡元培派遣，此年6月19日，魏学仁、孙明经等赴日本北海道拍摄了《民国二十五年之日全食》，这是人类第一部彩色日全食纪录片。1937年5月5日，日食观测委员会在中央研究院开会，蔡元培对这部电影评价很高：如果人类近代科技史比作世界运动会的话，那么彩色电影《二十五年之日全食》是中国科学家得到的第二块金牌（第一块是中国科学家发现改变人类史的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

　　1937年，在蔡元培、魏学仁的派遣下，孙明经主持开拍大型系列电影《中华景象》，记录当时手工业、现代工业、社会风貌、民风民俗等社会世象，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情电影调查”，开创了中国纪录和科教电影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