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与曹禺讨论《日出》

　　1936年5月，在巴金等人的鼓励和催促下，曹禺开始创作《日出》，6月至9月开始在《文季月刊》第1-4期上连载。

　　《日出》发表后，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各种派别的几乎所有大家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

　　据说，为一个剧本，整个评论界如此迅速、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一直是研究曹禺的重要史料。

　　建议删去第三幕

　　1936年12月27日，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第273期开始，发表《日出》的集体评论，撰稿者有谢迪克（美）、朱光潜、茅盾、巴金、沈从文、李广田、李影心、杨刚、陈蓝、王朔等。

　　1937年1月1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继续刊登对《日出》的集体评论。茅盾、孟实（朱光潜）、圣陶、沈从文、巴金、靳以、黎烈文、荒煤、李蕤等都给予积极评价。

　　朱光潜只读了《日出》的本子，没有看到它上演。他想，如果它演起来，一定比读起来更生动。因为经得起演的戏，不一定经得起读；经得起读的戏，也不一定经得起演。曹禺对于空气的渲染、剧境的制造，人物性格的描绘以及对话的分寸，都很拿手，这些都是上演成功的要素，假如演员理想，《日出》一定是一个痛快淋漓的作品。

　　然而，《日出》有一点欠缺，如探讨剧情与性格的起伏发展，以及作者对于人生的深一层的观照等种种问题，似乎作者还欠老练成熟。

　　从布局看，《日出》有三条线索：一是主角陈白露抛弃方达生后，因负债而自杀；二是乡下姑娘“小东西”因反抗卖身于土豪金八而求庇于陈白露，被地痞黑三卖到青楼而自杀；三是陈白露所依靠的银行经理潘月亭因买债券失败而打算自杀。

　　这三个线索中，“小东西”的故事和主线没有必然关联，可以独立成戏，有节外枝叶的感觉。如果删去第一幕后部以及第三幕，全剧布局更紧凑。据《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他写道：“第三幕毛病很多，它的四方八面的烘染比较宜于电影而不易表演于剧台……《日出》所用的全是横断面的描写法，一切都在同时间之内摆在眼前，各部分都很生动痛快，而全局却不免平直板滞。”

　　集体讨论盛况空前

　　读《日出》时，朱光潜想到剧本创作的一个问题，就是作者对于人生世相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一个剧作家，应很冷静、很酷毒地把人生世相的本来面目揭给人看呢，还是送一点“打鼓骂曹”式的义气？

　　这两次集体讨论《日出》盛况空前。据说，为一个剧本，整个评论界如此迅速、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萧乾为什么发起这场讨论呢？据田本相著《曹禺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记载，萧乾说：“关于《日出》的讨论，这个剧本问世后，我想通过它把评论搞得‘立体化’一些。我长时期感到一部作品——尤其一部重要作品，由专业书评家来评论是必要的，由作者自剖一下也有助于深入了解，但应不应该也让读者发表一下意见？要不要请文艺界同行来议论它一下？我用三个整版做了一次试验。头两次是‘集体批评’，也即是请文艺界新老作家对它各抒己见，最后一期是作者的自我剖析。当时除了为加深读者对剧本的理解之外，我还有一个意图，想用这种方式提倡一下‘超捧场、超攻讦’，‘不阿谀，不中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批评。讨论是热烈的，评者与作者的态度是诚恳的。”

　　谢迪克也认为，《日出》的“主要缺憾是结构的欠统一。第三幕本身是一段极美妙的写实，作者可以不必担心观众会视为浮荡。但这幕仅仅是一个插曲，一个穿插，如果删掉，对全剧毫无损伤。即便将这幕删去，读者也还不容易找到一个清楚的结构”。

　　曹禺的“冤枉”

　　1937年2月28日，曹禺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我怎样写〈日出〉》，对于朱光潜等人的意见，作出了回应。

　　曹禺觉得按自己的写法，《日出》的第三幕是应该保留的。删去了第三幕，全戏就变成了一个独幕戏。曹禺觉得，朱光潜的话加在自己身上，有点冤枉。

　　在《日出·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中，曹禺写道：“第四幕的时间间隔更是必需的，多少事情，如潘月亭公债交易的起落，李石清擢为襄理，小东西久寻不见，胡四混成电影明星，方达生逐渐地转变——以及黄省三毒杀全家，自杀遇救后的疯狂———处处都必需经过适当的时间才显出这些片段故事的开展。这三幕清清楚楚地划成三个时间的段落，我不知道怎样‘割去第三幕’后，‘全剧就要变成一篇独幕剧！’”

　　在创作方法上，曹禺也不同意朱光潜的批评。他写道：“孟实先生自己是喜欢第一种，而讨厌戏里打鼓骂曹式的义气。本来，老老实实写人生最困难，最味永，而把自己放在里面，歪曲事实，故意叫观众喝彩，使他们尝到‘义愤发泄后的甜蜜’较容易，但也很无聊。舞台上有多少皮相的手法，几种滥用的情绪，如果用得巧，单看这些滥调也可以达到一个肤浅的成功。孟实先生举出几个例子，证明《日出》就用了若干‘打鼓骂曹’式的义气来博得一些普通的观众的喝彩。他给我指了一条自新之路，他要我以后采取第一种态度。这种诚挚的关心是非常可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