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导火线报刊来点燃

辛亥革命网 2014-06-25 00:00 来源：北京晨报作者：孙韬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从推翻清王朝到建立中华民国，最快捷的文字宣传工具——新闻报刊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在此期间，报业也经历了风云跌宕的历史，日臻成熟。

　　“中华民国之创造，归功于辛亥前革命党之实行及宣传之二大工作。而文字宣传工作，尤较军事实行之工作为有力而普遍。蒋观云（智由）诗云：‘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诚至言也”，这是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的一段话。可以说，从推翻清王朝到建立中华民国，最快捷的文字宣传工具——新闻报刊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在此期间，报业也经历了风云跌宕的历史，日臻成熟。

　　报刊创办之风起云涌——民初报纸陡增至500种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在当时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转型时期，报业发展经历了一个“高—低—高”的“马鞍型”的起落变化过程。中国报业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就发生在辛亥革命期间。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革命派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也广泛地开展办报活动，在港、澳及日本、美洲、东南亚和内地20多个省市先后创办了约120种报刊，其中日报60多家，期刊50多家，期发行量最高达两万份。于右任一人就办了3份，即1909年创刊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1910年创刊的《民立报》。

　　中华民国成立后，报业盛极一时。据统计，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报纸由10年前的100多种陡增至500种。1912年2月以后，向北京民政部门进行登记要求创办的报纸就达90多种。新报纸多数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浙江、湖南、武汉等地。其中，北京出版的多达50多种，占1/9，居首；上海出版的有40多种，天津为35种。此外，1912年至1918年间，新创办的通讯社不下20家。

　　报刊功能之革命利器——两篇时评引燃革命“大火”

　　在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诸多原因中，报刊的作用不容忽略。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就是当时武汉地区革命派报纸《大江报》所刊发的两篇著名社论。一篇是后来以国学大师著称的黄侃以“奇谈”为笔名写下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与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黄侃在文中描述：“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他疾呼，“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下，这样一篇犀利文章在武昌新兵的内心掀起怎样的巨大波澜不难想象。《大江报》也因此惹怒当局。1911年8月1日，巡警包围了大江报社，勒令停刊，主笔兼经理詹大悲和副主笔何海鸣被判监禁，史称“大江报案”。

　　《大江报》被查封不到3个月，武昌起义爆发，当时倾向革命的民众之兴奋难以形容，他们渴求着前线的消息。冯玉祥将军在自传《我的生活》中记载说，他弄来一架油印机，每天将《大汉报》上胜利的消息和鼓吹革命的小文章摘录印刷，各处分发，“常常忙得通夜不睡”。

　　进步报刊之命运多舛——袁世凯炮制“癸丑报灾”

　　然而，民国初年报业的繁荣“昙花一现”，第二年就遭到袁世凯的摧残。据统计，1912年初全国报纸达500多家，到1913年底只剩下139家。由于1913年是“癸丑年”，史称“癸丑报灾”。

　　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后，袁世凯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民立报》等“稳健派”报纸和《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强报》等“激进派”报纸放弃论争，都加入到声势浩大的反袁宣传中。袁世凯则为了黄袍加身、复辟帝制，拼命控制舆论工具，大肆摧残报业。

　　袁世凯一方面创办御用报纸，一方面用金钱收买、拉拢腐化的方式企图控制新闻界。对进步报业、报人，袁世凯则采取干涉阻碍采访、禁止出售购阅，甚至以封报、捕人等手段加以残害。警察和宪兵随时可以查封报馆和捉拿报人，1913年5月北京国光新闻社被搜就是一例：“有军警百余人涌入该社，进门即将电话截断”，然后“逐次搜查无毫发遗，遇箱笼之未经锁闭者则倾泻之”，该报不得不停刊3日。北京《国风日报》的编辑及工作人员也于5月被逮捕多人。北京地区陆续被查封的有《中央新闻》、《天民报》、《日日新闻》等。上海“横三民”之一《民权报》的主笔戴天仇被逮捕。同一年，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因发表反袁言论，他任主编的《汉民日报》被封，邵飘萍本人被捕入狱9个月。

　　辛亥报业之人才辈出——名记者群体出现

　　中国报业在1895年维新运动之后就初步完成了专业化过程，陆续出现了政论报、综合报、专业报、儿童报、妇女报、画报、白话报等，到辛亥革命前夕，报种已经相当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