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民创作鹿儿戏宣传革命

　　鹿儿戏大概不少人还不熟悉，甚至可能没听说过。笔者曾查过一些介绍戏曲剧种的资料和词典，就没有发现“鹿儿戏”三个字。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先对鹿儿戏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鹿儿戏是一个比较小的戏曲剧种，流行于广西与广东邻接的苍梧县的一些乡村，约形成于清末，早期称“舞春色”或“舞鹿儿”，所演的大都是一些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小戏。艺术形式简单，无固定程式，仅有鹿儿调（山歌调）一种唱腔，以打击乐伴奏，重唱轻白，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乡民每逢农闲或节日，皆以此为乐。

　　笔者曾从苍梧县新地乡的老农民周维贤家里，借得一本约是民国成立后的几年里用毛笔抄录的残旧线装剧本集。现存六十四页，收入二十六个短小的鹿儿戏剧本，其中大部分都是根据民间古已有之的传说或故事编写的，如《担柴遇天子》、《六姐探花》、《大嫂推磨》，等等。然而独有《女革命复武昌》、《清朝宣统失江山》、《陆荣廷出战》这三个小戏别具一格，令人刮目相看。虽然其情节比较简单，形式也基本上是旧的，但在内容上则已大大突破了传统的圈子，是很值得研究一下的。下面我就三个小戏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女革命复武昌》，粗略谈谈。

　　据查，《女》剧是新地乡罗容村曾读过私塾并办过小学的村民李绪昌，于1911年底至1912年初所作，并于此期间由“罗容村联庆堂春色队”首演。其故事情节是：孙文、黄兴、黎元洪及女将曹道一同出谋，命徐道新、徐武英二位女将攻打武昌。徐道新、徐武英领命，即率兵与武昌城的清军守将姜桂显交战。姜战败，旋从日本借得“三千马队军”再度出战；而二位女将则以“三百敢胜军”迎战，结果大获全胜，攻下了武昌。孙文、黄兴和黎元洪闻报甚喜，拟“回朝登龙位”，出告示安民。

　　不难看出，这个小戏所反映的是辛亥年（1911年）农历八月十九日（阳历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事。然而该戏与历史上的武昌起义却有很大区别。历史上，武昌起义发生时，孙中山正在美国，黄兴因黄花岗起义失败而避难于香港；黎元洪虽然其时在武昌（任新军协统），但“他是一个和革命毫无关系，而且从来敌视革命的旧军人”（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803页），而且他原想镇压革命，后见形势不妙，才躲了起来。可见，《女》剧中孙、黄、黎合计命女将攻打武昌这一情节是虚构的。此其一。其二，历史上武昌起义是在失去指挥的紧急情况下，由新军工程第八营正目（班长）熊秉坤首先发动，从而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继而革命党人推举新军队官（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指挥，通宵血战，起义军始得占领武昌。当时与起义军为敌的是湖广总督瑞澄，新军第八镇统制兼巡防营提督张彪。此二人均于11日天亮前逃离了武昌。由此又可见，《女》剧中女将徐武英、徐道新率兵与武昌的清军守将姜桂显交战，最终攻克武昌这一情节也是虚构的。

　　既然整个戏几乎都是虚构的，那么是否就没有研究的必要了呢？我以为仍有必要。

　　第一，武昌起义胜利后，由于习惯势力，起义士兵和革命党人大都认为要由黎元洪这样地位高的人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才像样，因而迫使黎元洪任都督，并以他的名义发表文告。如此就给人一种错觉，让人以为是黎元洪领导了武昌起义。而当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3日黎元洪就任副总统，黄兴就任陆军总长后，则时人更相信武昌起义是不可能与孙、黎、黄无关的。而实际上，武昌起义的胜利也的确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长期进行的艰苦卓绝武装斗争的结果。因此，《女》剧把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写成武昌起义的领导和指挥者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非完全出于杜撰。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地处偏僻乡村的编剧者李绪昌为了及时反映和表现武昌起义这一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不知起义具体情况之下，他凭借想象或依据传闻，编写了这么一个有人物、有简单故事情节的小戏，而且毫无顾忌地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革命家黄兴及大名鼎鼎的黎元洪写入戏中，立于台上。这在当时各个剧种所编演的剧目里，恐怕是罕见的。据传，《女》剧别开生面的演出，当时极受欢迎。这一方面反映出乡民对辛亥革命的拥护；另一方面也是鹿儿戏趋向成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和标志———她已不仅仅可以演出为当地风俗服务和娱乐性较强的传统戏，同时也开始编演了使乡民感到非常亲切，而对革命又有着积极的宣传和鼓动作用的现代戏。

　　第二点要谈的是《女》剧的结构和语言。与传统的鹿儿戏剧目一样，《女》剧的结构也比较简单。然而其作为戏曲所应有的特征却并未因此而削弱或消失；相反，有些地方正因其简单而变得更为明显。如《女》剧开场时，先是孙文、黄兴、黎元洪命女将徐武英、徐道新率兵攻打武昌，接着二位女将便唱：“孙文黄兴黎先生，命我去复武昌城；辞别三人移步去，不觉到了武昌城！”从接受命令至到达武昌，仅用四句唱词便交代清楚了。又如清军守将姜桂显战败后，先念白：“今日比佢（给她）打败了，等我过日本借三千马队军再来打过！”继而唱：“革党我话尔知闻，我有三千马队军；若是高强来打过，出吞马队不饶人！”仅两句念白四句唱，姜桂显就从日本借来了“三千马队军”，其间竟不需换场或作一些我们现今看来是必要的过渡。可见，《女》剧无论是对于时间、空间的处理，唱念做打的综合安排，还是虚拟夸张的表演（表现）方法，都运用得十分自由，一气呵成。当然，在语言运用方面，我们可能觉得还不够成熟，一些唱词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地方如“女革军”、“革党”之类还欠通顺。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女》剧的作者以及演员和观众所处的社会环境及他们当时的文化素质，就不难理解那些唱词道白为什么会那样写，那样演，而观众又为什么那样喜欢看了。

　　最后要谈的一点是《女》剧的思想性。毫无疑问，《女》剧要表现的是武昌起义之事，要反映的是对辛亥革命的拥护态度。然而剧中也有一些这样的唱词，如徐武英所唱：“今日反清要复明”；孙文、黄兴、黎元洪所唱：“复得武昌心见欣，若要（准备之意）回朝登龙位”。显然，这些唱词反映出来的意思与辛亥革命的宗旨是不相符，甚至是背道而驰的。究其原因，从大的方面看，是对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住在偏僻之地的乡民，并未得以深切的理解。推翻了统治中国两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皇朝，他们自然是很高兴的，但他们当时并未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又理所当然地以为要建立的是一个新的皇朝；从小的方面看，武昌起义胜利后，虽然广西也于11月7日宣布独立，但三天后政权即被原清朝广西提督陆荣廷夺去。1921年5月粤军驱逐陆荣廷出广西后，孙中山在南宁作的以《广西善后方针》为题的演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广西十年来，为强盗（指陆荣廷）所据，故虽推倒满清，人民犹未得一领略共和幸福，且多不知共和为何物。”既“不知共和为何物”，则《女》剧出现与辛亥革命宗旨不相符的唱词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