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期间的两家报纸

　　汉口军政分府很重视新闻工作，成立之初即下令查封反对革命的报纸，出版“唤起国民尚武精神为宗旨”的报纸，其中，表现突出的有《中华民国公报》和《大汉报》。

　　《中华民国公报》:“为国报平安”

　　1911年10月13日，即武昌起义的第三天，共进会员、湖北利川人牟鸿勋(1889~1927)向黎元洪建议出版报纸，扩大革命宣传，黎意是无可无不可。当日湖北军政府以都督黎元洪名义，谕令牟鸿勋、苏成章、周之翰等筹办政府机关报。

　　牟鸿勋为两湖总师范学生，曾在共进会、文学社联合中发挥作用，在党人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军政府决定由牟约集同志进行筹备。开办经费600两银和每月津贴由军政府开支，地址在武昌大朝街68号，即原来的官纸印书局。牟鸿勋为总经理，任素为副经理；张樾为正主笔，写社论、核电讯稿，张祝南(肖鹄)为副主笔，写时文、核省内外新闻稿；编撰有蔡良村、蔡寄鸥、朱峙三、刘复、邢伯谦等人。另有会计、庶务和发行人员。以后，牟鸿勋调职，张樾继任总经理。参加报馆工作的还有张世禄、黄负生、熊铁华、龙云从等人。

　　《中华民国公报》于10月16日创刊，作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机关报”，对开两大张，四号字铅印。报头两侧小字:“本馆开设武昌大朝街(今紫阳路东段——引者)门牌六十八号”，“每日二大张，取铜元一枚”。以黄帝纪元，并用公历，所标年月，有如下例:“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第二十九号)，阳历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十一月十三号，星期一。”

　　大朝街报馆门首张贴对联(张祝南撰)，左联“与民公好恶”，右联“为国报平安”，横批“光复中华”，将“中华民国公报”六字嵌镶其中。往来报馆人士皆品赏此佳联。

　　《中华民国公报》的《出版简章》规定，该报“以军政府之宗旨为宗旨，大要以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改建共和民国为主义”，初期禁登广告，主要刊登政府文告命令，并发表政论、时评，每日发行4000份，起过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

　　《中华民国公报》创刊号运抵上海，《民立报》将《中华民国公报》报头、《本报特别启示》、《本报出版简章》、《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等，缩印于头版，下书“武汉革命军新报纸之缩本”，使武昌起义及湖北军政府为海内外读者所知晓，也扩大了《中华民国公报》的海内外知名度。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0月30日发表《布告大汉同胞》(查光佛撰)，声讨清廷，赞扬“鄂军代表竟首举义旗矣，我各省同胞竞同声响附”，号召“直抵黄龙府”“建立共和国”。此书发生颇大影响。

　　至1911年底，因孙武与黄兴不睦，孙武迁怒孙中山，孙武即利用公报作反对孙中山的工具，报上有时把孙文写成孙汶，对黄兴只称作“南洋志士”或“南洋代表”，均有贬意。

　　孙武下台以后，《中华民国公报》渐为黎元洪掌控。但《中华民国公报》反袁、反革命党文章交替发表，如12月20日发表《袁贼之反复无常》，揭露袁世凯在南北议和间的虚伪狡诈；12月21日又发表《论汉奸发生之原因》，指革命党人“翻手云，覆手雨，瞬息之间化为汉奸”，这正显示了当时两种政治派别的力量相持于湖北军政府。

　　值得一提的事件是，副主笔、湖北鄂城人张祝南(肖鹄，1882~1966)不顾馆内拥袁倾向，撰社文《中华民国大总统当推孙逸仙论》，刊发于《中华民国公报》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标举拥孙反袁的旗帜。终因宗旨不合，张祝南辞职，协助张樾编辑反袁批黎的《震旦民报》。

　　《大汉报》:“以言论造成民国”

　　辛亥首义后、阳夏战争间的一大奇观，是《大汉报》等报刊鼓吹革命，甚至编造文告、新闻，为民军造势，诚所谓“以言论造成民国”。

　　武昌起义后第五天(10月15日)，资深革命党、湖北天门人胡石庵(1879~1925)自办《大汉报》发刊。报馆设汉口歆生路大成印刷公司内，初期采访、著文、编辑、印刷一应事宜，全由胡石庵包办。后由胡氏主编，颜觐棠、范韵鸾等编辑。黄帝纪元，日出三大张。

　　胡氏后来陈述此报创办经过:首义后二日(10月12日)，胡氏在汉口途遇二日人、二英人，论及“武昌之变，究竟为何等性质”，胡氏批驳清当局的“土匪勾结营兵肇乱，意在劫夺钱财，与政治绝无关系”说，声称“武昌此次实系革命军起义”。为使日本人、英国人相信，胡石庵断言，“即将有正式之公布，宣告中外”，“一二日内完全之机关报，亦将出现。”

　　此言既出，胡石庵立即自行编报，“仓促未思索，即定名以《大汉报》三字”。《大汉报》八月二十四日(10月15日)印成并四出张贴，较湖北军政府主办之《中华民国公报》早创刊一天。

　　《大汉报》宗旨为“以言论造成民国、鼓吹共和”，设论说、时评、新闻、军政纪事、阳夏纪事、满清末日记等栏目。

　　阳夏战争期间，胡氏每夜作文，翌日报出，既有真实新闻，也有臆造的若干“时讯”，如假中华民国军政府和大总统孙中山名义发表檄文，杜撰邻省独立、援兵立至等消息，以鼓舞士气、安定民心。

　　《大汉报》还在论说中呼吁各省独立、发兵援鄂。创刊号所发社评《敬告军政府》，告诫军政府团结一心，防止党争和内变。此诚为金玉良言。

　　《大汉报》深受民众欢迎，每出即争购一空，初期印数千份，不久销至两万份，最高印数超过三万份。汉口陷落，《大汉报》迁武昌继续出版，规模扩大。还发表战地通讯《汉口五日记》，使读者了解刚刚结束的汉口保卫战的真实情形。

　　12月初，清军炮轰武昌，黎元洪出逃，人心惶惶，《大汉报》“伪作他省战胜，援兵立至及北京反正”等假新闻，半日间发两万份，安定民心。时人赞誉胡石庵及《大汉报》抵过“十万毛瑟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