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脚下的《国风日报》

　　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报禁逐渐解除，到了宣统年间，貌似严苛的《大清报律》形同虚设，流亡海外的立宪派、革命党人纷纷回国办报：在上海，梁启超派人办《国风报》；同盟会于右任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在汉口，同盟会郑江澋办《湖北日报》，杨玉如办《雄风报》，詹大悲、何海鸣等办《商务报》、《大江报》；在北京，景梅九、白逾桓办《国风日报》……这一时期，国内报刊上各种思想与学说，风起云涌，交响鼓荡。

　　辛亥年间的京城报业，是怎样的情景？

　　“南柳巷，《国风日报》发祥地，好笑啊！四四方方一块小院子，四面间口不大的房子，上面房编辑处，门面房发行处，偏西房厨房和餐室。组织是没有的，完全无政府办法，各尽所能，自由担任，白、裴两君，可算是经理、编辑、庶务、会计、校对、发行，我可算是编辑主笔兼校对，广告本然没有多少，每日只出一张，先印两版后印三版，仅留一版广告空儿，也登不了许多，于宣统三年，阴历正月十二出版。”（景梅九：《罪案》）

　　景梅九（1882-1961），名定成，字梅九，山西人。15岁就读于晋阳书院、山西大学堂西斋，19岁选入京师大学堂，次年派赴日本留学，入帝国大学预科。后加入同盟会，担任山西分会评议部长，1908年他在帝大预科毕业即回国，在陕西高等学堂任教，组建同盟会陕西分会，后在西安、太原、北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年正月十二，景梅九、白逾桓以300元开办费，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因清政府提倡通俗教育，办白话报免收保押金，如办文言报，则须交200元保押金。当时同盟会在国内办报，多用文言，因为文言比较隐晦，而白话质直，不便宣传革命，故文言报要收保押金。发起人向警厅注册后，数日之内即可出报，手续非常简便。

　　《国风日报》发刊词阐明办报宗旨：“赞助真实立宪，提供爱国精神，以世界之眼光、精确之议论，指导政府，不使政令偏颇，引诱国民，勿令责任卸弛”，意在鼓舞国民，监督政府。先期每天出一大张，后来每天出两大张，正文三版，广告一版，售价铜钱12枚。出版没多久，警察登门说，你们立案是办白话报，出版后，只有景氏所作的小说《邯郸新梦》是白话，其余全是文言，要交保押金。

　　警察第一次来催交时，景梅九在报上作了一篇诡辩文章，题目是《这就是白话》，大意是说：中国一般识字人，大都能看《三国演义》，可见他们把古文都当作通俗文字了，而现在的报纸上，连一篇陈琳讨曹的檄文都看不到，本报的文字，总比陈琳的檄文易懂，因此我说这就是白话！这自然是一篇强词夺理的文字，可警察居然两个月没上门要钱。后来警厅又来要保押金，景梅九没法搪塞了，他也没钱，便跑到太原找时任新军标统（团长）的阎锡山拉来300元赞助，交款了事。

　　《国风日报》自创刊之日，开始“拔丁运动”，持续数月揭露山西巡抚丁宝铨五姨太卖缺、干女儿求请之劣迹秽史，并攻击曹汝霖，送他一个李完用（李氏朝鲜末年的政治家，1910年他以总理身份签署日韩合并条约，被视为亲日派与卖国贼）的外号，成了京中热闻，丁、曹气得要死，欲运动政府封报，景梅九在报上作了两句广告词，讽道：“丁宝铨想运动封报，哼！好脸子，那儿配！李完用也想运动封报，呸！啥东西，弗害臊！”颇为一时传诵。

　　丁宝铨的丑闻传到了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耳里，终被免职。三月初十，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景梅九在《国风日报》作《刺客行》：“一射将军头，二射将军肚，三射四射中腰部……法官问刺客，刺客慷慨中怀吐，只好杀人只好色，不好饮酒不好赌，荆卿误拉秦舞阳，我自徒行无伴侣！……”在京中亦广为传诵。

　　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革命党人广州起义，《国风日报》报道最详，连续报道半月有余，流传各省，革命党人大为激动。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国风日报》发表文章《盛宣怀挑动天下》，大批盛宣怀祸国，支持川民保路运动。而上海《民立报》此时的言论更为大胆、激烈。

　　二月二十五日，《民立报》报道孙中山在加拿大的演讲，标明“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并引用孙中山的演讲词：“中国今日陆军编成者十八镇”，“此等军人若尽入吾党，则兵不刃血而大功告成”，“政府无统辖之力，以愚蒙人民为政治之秘诀，此虚伪之政治，必当去其根柢而一新之也。”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后，《民立报》自四月初一起开始报道起义之经过，党人之英勇，官府之屠杀，并配发评论，一直延续了四个月。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国风日报》用二号字大标题连续报道义军的消息和各地响应起义的电讯，京城大为恐慌，皇室亲贵和高官大员更是手忙脚乱，每天正阳门外东西两车站，京官眷属带着大箱小包，拥挤不堪，四出逃亡，市面秩序大乱，警察找到报馆，不准刊登武昌和各地起义的消息。

　　白逾桓忽然想起一桩故事来，他说：“法兰西革命时，全国革命军蜂起，巴黎报馆受政府干涉，不准登载革命消息，他们一律出白纸。人心更恐慌，我们也试办一下！”景梅九就照他说的做，除一版广告及社会新闻外，正面一版，全空白，却在上面排了一行二号字道：“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一招真是灵验，白报一出，人心更是汹汹不定，都乱起猜疑：“大概革命军完全胜利了？清兵大败了？各省都响应起来了吧？不然，哪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

　　警察一看不妙，赶紧来报馆找编辑说：“除过靠不住的谣言，准你们登载就是了！”于是，《国风日报》又照常刊登起各地的消息，警察也不来干涉了。当时北京有一家画报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四人打麻将，一家在桌面上放出一张白版，从下家的口里画出两道线来，中间写的是疑问语气：“你为什么出这一张白版呢？”

　　这一时期，地方官员虽然对言论过激的报刊也查封，也捕人，也判刑（如《大江报》事件，詹大悲、何海鸣判刑入监），但处罚轻微，报馆经理、编辑、记者，无一人因言丧命。因此，像于右任那样你封你的，我办我的，封了这份报，改个名字再办一份的，大有人在。而对持论平和的文化、商业报刊，官府并无封报捕人之事，较之慈禧当政时期，宣统年间办报的环境和言论自由程度确有很大的改善。

　　宣统年间，枢臣督抚对报人的态度有了重大转变，他们知道皇室亲贵明言立宪暗中揽权，政治腐败愈来愈甚，而报纸言论已不可遏制，乃设法沟通报馆，或津贴报人，或收买商报民报，以达控制舆论、维护官声、以求自保的目的，对不便收买的报纸，即使有反清言论，只要不涉及个人利益，也多置若罔闻，网开一面，不愿得罪报人，免得招惹麻烦，引火烧身。“民之所畏者官，官之所畏者，一曰言路，一曰报馆。报馆网利之术，凡攻人过恶，必先隐其名而微讽之；不动则甚其辞，直叙其劣迹；又不动则指其名而大骂之。故官大而有力者，其于报馆月必馈干修，或投资与之合股，或出重金鬻归官办。如端方、袁树勋、蔡乃煌皆然，俗所谓‘机关报’是也。官小而力弱者，遇事视轻重酬谢。善宦之人未有不联络报馆者。”（胡思敬：《国闻备乘》）

　　宣统元年（1909），江苏省咨议局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查得上海现行之《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申报》，或纯系官款，其按月由官津贴之款，更多少不等。”咨议局通过决议，坚决要求停止官冒商名，或退归商办，或标明官办，以保障报纸作为“人民之喉舌，官吏之监史”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