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的版本目录学家陶湘(6)

　　陶湘除了在藏、校、刻书方面享有盛誉，还是一位资深版本目录学家。他从1926年起到故宫编订殿版图书，历时七年，完成《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3卷，收录1290部，另外考订有《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还潜心研究了清内府刻书的历史，撰成《清代殿本始末记》，成为专门鉴定殿版书的专家。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刘白村著录略云：“《清代殿版书目》不分卷（民国丙子陶氏印本）。武进陶湘编次，所收书目，自顺治至宣统朝，凡三百六十六种。……”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刘白村著录略云：“《内府写本书目》一卷民国丙子陶氏印本）。武进陶湘编次。共三百二十六种。……往往为一代大典，而外间复补易得见也。”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刘白村著录略云：“《武英殿聚珍版书目》不分卷（民国丙子陶氏印本）。陶湘编次。按乾隆御制诗有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诗，前有序云。是此次武英殿聚珍版，乃为四库书之印刷而设也。是书编次者，凡一百三十八种。又光绪乙未年，广雅书局刻殿聚珍版书，凡一百四十八种。本书所多出十种，证明其非真依据聚珍所刻。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刘白村著录略云：“《武英殿造办处写刻刷印工价等例》不分卷（民国丙子陶氏印本）。陶湘编次。此乃武英殿造办处所需物品及各项工资之估价单而成为定案者也。……”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刘白村著录略云：“《闵版书目》不分卷（民国丙子陶氏印本）。陶湘编次，此所集者，乃明末闵齐伋、凌溕初两家所刻套印本书目也。所集此种版本之书，凡经类十五部，十七种；子类二十四部，四十三种；史类七步，七种；集类六十四部，六十九种，总计一百十一部，一百三十七种，外又有非朱墨本，或闻其名而未见其书者，共六部八种……可识途径，便咏习，最便初学，非徒为美观而已也。”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刘白村著录略云：“《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不分卷（民国丙子陶氏印本）。陶湘编次。此乃常熟毛晋所刻书目也。”

　　据上海图书馆藏有陶湘撰《（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一卷（1933年《陶氏书目丛刊》排印本）。

　　陶湘为著名藏书家，藏书以明本、清初精本为主，所藏阂氏套印本、武英殿本等均为一时之冠。他认为汲古阁毛氏刻书精校细雕，装式宏雅，康熙以后，板片流散，扫叶山房等剑补翻刻，遂至错误百出，蒙冤后世。于是刻意搜求，积三十年之力，得五百四十余种，较之道光时顾湘《汲古阁校刻书目》已十得其九，于是编成此目。

　　书目前有郑德懋所著《汲古阁主人小传》，三位曾整理汲古阁刻书者郑德懋、顾湘、陶湘的序和毛晋《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书目略依四库分类，书名、卷数之后，详注著者、校订者、序跋、凡例、附录等，间有按语，丛书详列子目。因陶氏此目全依藏书著录，所以详细可靠。后有知而未得者之目七十五种，大多是《汲古阁校刻书目》、《汲古阁校刻书目补遗》、《常昭合志》已有著录，而陶氏未得者，可惜没有注明出处、卷数，而且混入了若干抄本，如《宗谱先贤》、《永思录》、《隐湖小识》等，《校刻书目》认为是：“汲古阁主人自著未刻，邑中好事者间有藏本，因附著之。”陶氏据此著录而未注明。和顾氏所印《校刻书目》一样，此目漏收很多，如毛晋主持的经坊刊刻了《径山藏》二百多种，就未曾著录。

　　陶湘63岁时辞去一切职务，从天津迁居上海，专门从事刻印古籍。因不为谋利，不从事经营，故入不敷出，69岁时不得不自行“告一段落”。他在写遗嘱交代后事时，字里行间透着懊悔和无奈，他说：“我生平不是生产，虽曾为银行经理，对于贸易既非所长，亦多不利，故决意不问，专喜书籍。宋版不敢问津，明版、殿版以及精本十余年购集几及二十万元，中外颇有藏书家之虚名。后又专嗜刻书，且讲影宋刻，所费又复累万。壬戊以后，闲居无事，日用浩繁，不必说，银行透支，利息滚计，愈拖愈重，猛醒已迟，追悔不及。幸其时书价尚优，赶紧出售，尚不至亏折。七八年间，好书罄尽，利债已复还清。今幸无债一身轻，产虽无，而债亦无，尤幸年虽老，而精神尚健，近年尚能以笔耕略有收入，得以今日尚能独撑门户，计尚存余书精本不止万余册，又加碑帖若干，共装12大橱，寄存天津交通银行。上年闻交通欲设图书馆，与行中至交谈论，拟将12橱书籍碑帖赠送交通银行。……又所刻木板，亦费五、六万，……仿古木板私家保存不易，应归公家保存，适逢世变而中缀。……倘事平之后，如尚能继续进行，则有两万元以上之收入，办不成则宜公藏世守。”

　　翌年除夕之夜，陶湘摆好一桌饭菜等待儿子们回家过年，然而迟迟不见归来，经询问，说三子、五子接待朋友，六子去跳舞了，于是心存不悦，想自己年届古稀，虽说儿子众多，但无一人侍侧，且已逝之二子孤儿寡母五人来沪合居，不但不能享清闲之福，还需兼负开门七件事之责任，一旦收入短缺，立即搁浅。自己曾有财产，现消耗已尽，不能留与子孙，才遭到儿子们的冷落……陶湘越想越觉凄凉、孤苦、无助，一气之下痰涌气逆，溘然长逝。享年70岁。

　　陶湘去世后，遗存在天津交通银行之12橱精本、碑帖及仿宋木板等有日本人准备通过书商收购，被陶湘的儿子们拒绝。陶湘有八子，有的因生活困难，欲将其父的存书卖掉，于是通过一种称为“扶鸾”的迷信活动征求父亲的意见，结果被“陶湘”痛骂一顿，此后再无人敢提此事。全国解放以后，按照陶湘“公藏世守”之遗愿，由其长子牵头，众弟兄签名、盖章同意，通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介绍与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联系，将存于天津交通银行的藏书和40箱书版捐献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