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楙与《续金华丛书》

　　父子从事同一事业的藏书家，在中国历史上也许只有胡凤丹父子。胡凤丹历经十载寒窗，辑刻《金华丛书》对保存金华的地方文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弥留之际，不能讲话，仍用手指三次指着书桌上未来得及整理的高高书堆，对儿子胡宗楙寄予希望。清同治年间，永康人胡凤丹深忧于此，有志纂刻金华先贤遗著，并从《四库存目》中录出金华籍名人遗著书目165种。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胡凤丹只找到存书70种，他“精心校订，十载寒窗”，按经、史、子、集四部编纂刻印成《金华丛书》，共340册。之后，胡宗楙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继其未竟之业，又陆续找到了42种，以续《金华丛书》之缺，线装成340册，分29函布装，其刻印精致，号称善本。继成《续金华丛书》，共120册。两部书合计收录112种，460册，约4600万字。在完成了父亲遗愿的同时，也给故乡金华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更为浙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胡宗楙(1867~1939)，浙江永康人，原名宗楚，字砚山，号季樵。宗楙为胡凤丹第四子，父凤丹，字齐飞，又字月樵，晚岁自署双溪樵隐。历官湖北候补道，加盐运使，晋荣禄大夫。曾主湖北崇文书局十余年。生平嗜好古籍，收罗阂富，有十三万卷藏书楼。于金华乡邦文献搜集、整理尤勤。以一人之力校刻《金华丛书》行世，为学林所重。宗楙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因自己家建有藏书楼“十三万卷楼”，常常是一下课就钻进书房看书，以致忘记吃饭和睡觉。他从小有神童之誉。长大后，受父亲影响，也喜欢搜集故乡的先哲遗著。光绪十六年(1890)九月二十五日其父去世，宗楙流着眼泪接受遗命，发誓以完成父亲未竟之事业为己任。

　　宗楙20岁（光绪十九年1893)，参加县府院考试，三次都得第一。分试中副元，任奉化县教谕。也许这个世界就爱和他们父子开玩笑，胡宗楙也是参加科举考试未中。由于考场意外受到打击，他无意再参加考试。迫于生计，不得已就任奉化县一个教职。光绪二十年，科举废除，宗楙遂无意仕进，转向实业界。业余时间，致力于整理其父生前所辑刻书籍。光绪二十一年(1895)，终于把父亲生前花费大量心血陆续辑刻的《金华丛书》结集出版，线装成340册，分29函布装，其刻印精致，号称善本。

　　宗楙先受上海阜丰公司之聘，任工艺总局提调，后又相继在中国银行、货币交换总所供职。其间曾一度耀为直隶州知州。民国六年，筑颐园于天津，其后即家居不出，专事收藏、校刊古籍以终。在治学方面，宗楙受其父影响极大。尝言其父弥留之际，以手指筐上遗书者再，乃泣血受命。不久因家道衰落，藏书散出，即自誓以刊行先哲遣书及恢复藏书为己任。隐退后，先刊补《金华丛书》成，又辑校《续金华丛书》，得五十八种。尔后便一意聚书，吃吃访求，先后所得不下十六万卷。筑室五楹，甲乙四部外，别辟一室，专储乡邦文献。一生著述甚富，除《金华经籍志》外，尚有《群书考异》、《段注说文正字》、《昭明太子年谱》及《永康人物记》等多种。另有《梦选楼诗文钞》四卷。（事迹详见民国二十三年胡氏所作《甲戌自述》）。

　　光绪二十年(1894)，几个兄弟分家，因家道衰落，不得不变卖家产，包括其父生前花大量心血搜集购买的各种书籍。宗楙原希望由自己独自承担债务，而让父亲留下的书籍得以保存。然而他的意见未能被大家采纳，最后仅留下故乡先哲典籍，其余的都卖给了书商。宗懋为此心痛不已，多日不能放下心怀。夫人担心他抑郁成病，劝他出门旅游以散心。宗懋于是在夫人的陪同下来到杭州，晚上住在吴山脚下的文昌阁，心中暗暗立下誓言：有朝一日得志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刊刻故乡先哲的遗著，完成父亲未竟事业；第二件事就是收购各种善本古籍，以恢复家中的藏书量。

　　稍后，宗楙奉命调任扬州保甲总巡江甘团练管带，每天带兵在蜀岗梅岭间巡逻，这情形被其恩师、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辛亥革命后的浙江首任都督、浙江铁路公司经理汤蛰仙先生获知，他特意赶到扬州去探望宗楙，临行又向宗楙要了照片，回去后暗中为他积极奔走，替他办好再次参加科举考试报名事宜，最终说服宗楙在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再次参加科举考试。或许是冥冥中的巧合，结果仍只中第37名，名次和10年前的36名只差一位。但这次考试无疑对宗楙的整个人生轨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考中举人后，宗楙得以知县分发江苏转官直隶，不久升任直隶州知州。

　　虽然宗楙很想在官场上有所作为，让自己的才华能为世所用。但不久后就感到失望。他结识了也是世交的著名实业家、上海阜丰公司创办人孙多森兄弟。孙氏兄弟的祖父孙家鼐为咸丰九年的状元、光绪帝师，也是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创办人。他们的外祖父是两广总督李瀚章，也就是清末洋务重臣李鸿章的大哥，和其父凤丹为好友。孙多森和宗楙两人年龄相仿，学识相近，因此一见如故。宗楙在孙氏兄弟的劝导下走上了实业救国道路，先后就任于上海阜丰公司、北洋滦州官矿公司经理、直隶劝业导署总务科科长兼矿务、中国银行总行秘书长、中国银行副行长、河南中国银行行长等职，其业绩受到北洋政府的嘉奖。

　　在繁忙的公务活动中，宗楙一刻也未曾忘记父亲的临终所托，时刻不忘对故乡先哲遗著的搜集整理，常常为购入一善本而不计所出。

　　1919年，因一直欣赏他才干的顶头上司和好友孙多森积劳成疾去世，宗楙辞去公职，定居天津，专心一意为完成父亲的遗命而奔波。他潜心钻研先哲典籍，搜集金华地方文献作为《续金华丛书》的资料。在搜集宋代金华先贤郑刚中的作品时，因郑刚中所著《周易窥余》，各种有关藏书文献典籍中均很少见到，只有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四库全书》本中收录。但到京师图书馆去抄录一定要先购券，购券需用重金作为押金，时间又有限制。胡宗楙从他住处到城北京师图书馆来回有10多公里路，数九寒天，他冒着大风雪出门，怀里藏着干粮徒步前往，为节省时间，中午就用干粮充饥。有时来不及带干粮，为多抄书就忍饥挨饿一天。这搜书过程的艰辛，不是亲身经历的人很难体会的到。

　　胡宗楙在《续金华丛书》序言中谈到：“自从含泪接受父亲临终前的遗命，一刻也不敢忘记。即使为生计所迫奔走在大江南北时，身边也始终带着书，以备查考，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为能早日完成父亲的遗愿，他终日奔波在各种书店和书铺间寻找有用之书，生活上节衣缩食，安步当车。他归纳自己碰到了三大难题：一是故乡的先哲遗书大多被同乡后辈收藏，如果自己人在故乡，可能搜集工作会相对容易些，而自己背井离乡，远在天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先贤的善本，往往是价格超过瑰宝，无力承受；二是盛世刊刻丛书，大都是广借善本，参互考订；而自己生逢乱世，珍本古籍大都流散，即便要向人借也无处可觅；三是要使刊刻之书流传后世，且经得起检验，必须请学者探讨校订，而自己一介书生，交往不多，与人商讨，又苦于缺乏经济实力。继承父业，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