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的国民外交

　　清末是中国近代国民外交运动的发端期，此一时期有三项运动被研究者置于国民外交运动的视野下：收回路矿利权运动、拒俄运动与抵制美货运动。

　　清末发展起来的国民外交运动的各种，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都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中。

　　五四运动后国民外交的对内转向

　　梁启超曾论及五四时期的国民运动，并在运动之前特意增加了“外交”二字，命题为“五四之外交的国民运动”。梁启超认为，五四运动的“热烈性”和“普遍性”的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这次运动从表面来看“性质完全是属于外交的”，并提出了“五四外交运动”的提法。

　　分析其他各国的国民外交运动时，梁认为：别国的国民外交运动大率是政府先定有强硬的对外方针，国民起来做声援，运动是对外示威；而中国的国民外交运动完全不同，政府和国民分为两橛，这种外交运动也许全无效果，纵有也不能和别国的运动效果相比，运动的结果往往以对内反对北洋政府而结束；五四运动可以总结为三种效果，一是把中日关系问题摆上了国际舞台，而不再是中日间单独交涉的问题；二是让日本人感到“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可怕”，不得不稍加让步；三是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这是最重要的效果。论者对此种现象多以北京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丧权为解说，此点毋庸置疑，但除此之外必然还存在其他原因。有研究认为，以国民党为主的反对党以及其他重要社会群体的推动，将反帝反封建紧密结合起来，“打倒列强除军阀”口号的提出，发挥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动员力量，推动了国民外交运动的对内转向。梁启超认为五四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不如说是半内政的”，因为它进行的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这种趋势应该使运动有扩大的可能性，“应该跟着就把方向移到内政方面”，但是事情并未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大多数研究者，如果不是无意地忽略，至少是没能注意到五四时期国民运动的这种复合性质，而没有充分理解梁启超早就已经指出的现象。目前的研究似乎将国民运动与国民外交运动合二为一了，因而提出了国民外交的对内转向的议题。在考证国民外交概念的来源时，有研究认为，国民外交对应的西方概念是外交民主化，而非“national diplomacy”，中国知识分子使用这两个译词可能是受到有贺长雄、信夫淳平的影响，将本意为国家外交的“nation diplomacy”译为国民外交。这些概念与今天的国民外交是不同的。梁启超曾经用“外交的国民运动”和“内政的国民运动”来加以区分，并提出究竟当时的国民运动应该拿什么做主题的疑问。

　　笔者的疑问，不在于将国民外交运动上升到民族主义运动是否合适，而在于如果国民外交运动已经成为政争的工具，其主要性质与表现形式已与国民外交无关，那么是否还有必要保留外交的外衣。退一步而言，即使将这场运动称为国民运动，如果将我们的分析与梁启超所定义的国民运动相比较，二者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区别。清末以来的国民外交显然已经远离其宗旨。由于参与双方都远非一般国民，将该运动称为国民运动都显得牵强了。但是无论如何，外交事件是这类运动的导火索和直接起因。梁启超说得明白：“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多数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

　　梁启超希望今后的国民运动应该从外交转向内政，因为“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绝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事实上，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已经内转，但这种内转是否符合梁启超所称为的内政的国民运动，还需要思考。论者认为，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国民外交大会相关的运动已经具有了政争的性质，但可惜的是这种政争并不是针对内政的改善，而是派系之争。果如分析，这里的派系政争是梁启超所希望的“内政的国民运动”吗？梁启超曾一一列举内政的国民运动所需要的十个条件：要积极的不要消极的；要对事的不要对人的；要公开的不要秘密的；要在内地不在租界；问题要大要普遍；问题要简单明了；要分段落；运动主体要多方面；不要问目前的成败。结合这十个条件来看，或许参与者的身份最具争议。现有研究认为，华盛顿会议期间国民外交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是政商学军各界的精英人士，劳工大众难觅身影，这显然不是全民运动，如果是国民运动，那亦属精英运动的一种。此次运动的对内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北京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二是广州政府与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之争。这两个方向与梁启超希望的显然有差距。

　　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与国民外交运动的发展

　　虽然梁启超希望将其转变为内政的国民运动，但绝非对统治权的争夺，而是以内政促外交，当时的运动与该项愿望似乎仍有相当距离。“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所有的运作过程不能当然认为是国民外交运动，道理很显然：为筹备大会所做的政治运作与成立后的对外交往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如果仔细考察华盛顿会议前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成立过程，不难发现，大部分的政争和派系之争其实是围绕国民外交大会成立主导权，而非国民外交大会的对外交往。明了此点，对于认识纷繁复杂的国民外交运动有很大的帮助。

　　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举行，同日，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在此之前虽然已经有了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的成立，但各派系、各政治力量之间围绕此进行的是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筹备工作，而非外交工作，主要的矛盾是围绕筹备过程的主导权、人数。因此笔者以为，将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分为三个层面是比较合适的：其一可以称为“国民外交的成立运动”，其二称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其三是国民外交运动。

　　1921年10月，为了增强对国民外交运动的领导，“旧交通系”开始对入会团体进行资格审查。10月11日，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在中央公园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根据李景龢的提议，成立了“资格审查委员会”。随着华盛顿会议举行日期的临近，国民外交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加紧进行。10月下旬，北京推出郑洪年、陈懋鼎、王毅等十余人为代表，赴沪接洽组织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事宜。这些南下的北京代表中，既有旧交通系成员，也有安福系成员，显然以在野派系为主。

　　如果梳理华盛顿会议前中国的外交准备，可以发现，北京政府有意征求民意，显然是要为政府的外交主张寻求支持。1921年7月10日，美国总统哈定宣告，将于美国举行有关远东及太平洋区域的相关国家会议。会议消息传来，中国国内舆论高度关注，政府和民间咸认此会议于中国命运具有极大关系。8月10日，身在美国的罗家伦以《东方杂志》特邀通讯员的身份在该刊第15号发文，强调会议的重要性及中国应采取的应对方略。罗家伦认为应对之策中选派代表最为重要，“因国家之命运大半托于代表之手，代表有力，当可为中国打开一条血路，谋将来之生存；代表而不能得力，则无异囚犯正法，弄几个亲人去祭杀场”。文章指出，北京政府不能代表全国，“美国华侨之激昂，若由北京专派代表，则不但无活动之余地，而且必定到出丑为止”；广东政府未得各国承认，自然不能代表中国；除南北共派代表外，最好全国国民团体从速组织一“全国国民之大联合”，宣告国民的统一及其一致之主张。1921年8月初，北京政府宣布，中国将出席华盛顿会议，并向社会征求民意。此后中国国民外交运动的基本方向与罗家伦文章的提议是大致一致的，各地开始统合相关的团体，或者重新组织，或者成立新的团体，一时之间，各种势力纷纷出现。在北京，由政界人士发起的团体，大体上可以分属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一是“旧交通系”，二是“研究系”，三是“安福系”。

　　笔者注意到，各政治势力组织的团体，并不自认为是“国民外交团体”，而是有更为具体的名字。如叶恭绰等组织的“太平洋问题讨论会”，汪大燮等成立的“太平洋问题研究会”，钱能训等组织的“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这些团体的成员相互之间多有重叠。如汪大燮本身还是“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的成员。虽然这些团体是在舆论呼吁成立“国民联合团体”之后出现的，但其性质与动机并不完全一致，在声援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这一口号下，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这些团体的成立，是否有政府的秘密授意不得而知，但绝对是得到了政府的公开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