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中日关系(2)
辛亥革命网 2012-02-01 00:00 来源：中国网 作者：中国网 查看：
这些大陆浪人虽然国家主义的大背景和政治成色大致相当，但具体的外交主张和策略却不尽相同，性格各异。“玄洋社”创始人头山满和“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二人，国家主义色彩最为浓厚，其终极的外交目标是确立日本版的“华夷秩序”。说白了，就是试图把中国纳入以日本为核心的分层秩序结构中，就像古代中国对周边的蛮夷小国那样，受贡以怀柔。当然，受制于现状的国际关系，要想实现如此“宏大叙事”的外交目标，只有推进作为“华”的日本的大国化，客观上，合理化甚至肯定对目为“夷”的中国的傲慢、欺辱与侵略。落实到现实的政治路线图上，就是作为对支援中国革命的回报，觊觎获得日本的“利益线”——满蒙权益。
国会议员出身的犬养毅的外交观，继承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的衣钵，希望通过列强加盟，实现对亚洲国家的帝国主义统治。他心中盘算的筹码是，待中国革命成功后，日本可取代俄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支配地位。但犬养其人自由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了解中国的历史，懂得日本惟欲推进其大陆政策，才必不可有悖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法则的道理，性格比较柔和，做事讲究分寸感。加上其政治家出身，在政界树大根深，孙文早年从英国流亡日本时，日政府起初碍于清廷的面子，对孙文的滞留面露难色，后来却默认了事，也端赖犬养的影响力。
在支持中国革命的大陆浪人集团中，跟孙文交情最笃者当属宫崎滔天。宫崎22岁即追随兄长（宫崎弥藏）闯荡大陆，视中国为“第二故乡”。他崇尚中国传统的“游侠”古风，为人豪爽仗义，对不少中国人（如康有为等）都有过救命之恩，可谓义薄云天，与孙文更是情同手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的厌恶和对大陆底层民众发自内心的同情，在他与其他浪人之间划下一条清晰的边界线，使他在浪人集团中显得鹤立鸡群，形象颇另类。绝大多数浪人，对近代西方列强的“对内民主自由，对外帝国主义”的双重标准式游戏规则，普遍缺乏反思，而宫崎滔天则对此始终抱有警惕并有所批判。他从扎根于某种现代性的外交理念出发，认识到中国民族主义自身的合理性及其发展成民族国家的必然性，在犬养毅、内田良平等同侪念念不忘帮助中国以实现日本“国益”最大化的时候，当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急剧向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倾斜的时候，宫崎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理想。也许是过于理想主义、过于幼稚，但这确是他与其他大陆浪人的分野之所在。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再次流亡日本，在东京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鉴于此前失败的教训，孙文要求组织内部，全体党员务须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并宣誓效忠。如此“革命”的清规戒律，遭到一部分元老的抵制，黄兴愤而出走美国。对此，日本人支持者内部也发生了意见分歧，宫崎滔天赞成黄兴的意见，头山满则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但从此，宫崎与孙文之间产生了某种隔阂，最终分道扬镳。宫崎厕身浪曲界，浪迹天涯。晚年的宫崎，越发执着于自己的信仰，不再参与中国革命。从他留下的一卷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世界大同”理想仍很执着，但同时也有某种自嘲。
对历史细加检讨可以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辛亥前后），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以大陆浪人集团支援孙文革命为主要特征的所谓“民间外交”，实质上是由官方一手策划、推动的“国策外交”，旨在确保日本“国益”的最大化，是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的一环。由于孙文的“大亚洲主义”外交观与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以来，为一部分政治家和大陆浪人所奉行的，尽管已经开始变味，但尚未变得太离谱的“大亚细亚主义”发生了某种共鸣，这种外交谋略才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客观上，这种“民间外交”的推进，自然有利于中国革命进程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阻碍中国民族国家生成和发育，从而在长远的时间轴上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因素，这是我们应当看到并加以客观评价的地方。
资料来源：
王勇著《中日关系的历史轨迹(中日关系史研究丛书)》上海辞书，2010年
李少君著 《近代中日论集（珞珈史学文库）》 商务印书馆 2010年
王之春著《清朝柔远记中外交通史》 中华书局 1989年
稻叶君山著 《清朝全史 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