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中日关系

　　甲午战争后，日本虽然从中国斩获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和台湾、朝鲜半岛的利权，赚得盆满钵满，但内心却有种隐隐的恐惧——害怕中国报复。中国毕竟是东方睡狮，一旦发出“狮子吼”，“蕞尔小国”日本如何招架得住？

　　因此，日本对大陆采取了首鼠两端的对策：表面上，是绥靖政策，但清朝若变成强国的话，日本难免会感到生存危机。所以，暗中支持孙文的革命党，以此来作为牵制清朝的筹码，试图以对革命党的资助，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可这种如意算盘，却赶不上形势的变化。随着清朝末期政治磁场的剧烈变动，日本对华政策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与摇摆。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统治层，害怕邻国真正出现共和国，于是，公开支持清廷镇压革命，并提供武器援助，旨在使清朝延命。同时脚踏两只船，暗中派遣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等民间志士赴华，为革命派提供直接的指导和援助，旨在革命一旦成功，清朝被推翻的情况下，也能确保日本大陆政策的延续性。但无论是统治层，还是民间志士，体制内外都有一个共通而自觉的诉求，那就是日本“国益”的最大化。

　　邻国破天荒的革命，在日本社会引发了空前的舆论关注。仅《大阪朝日新闻》一家报纸，从武昌起义爆发的1911年10月10日到翌年3月，便发表了14篇社论，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阐述邻国革命与日本国家利益的利害攸关。更有综合新闻杂志和画报，不惜以特辑、专刊的形式，大肆报道，以唤起国民的关心。乃至有学者（汉学家稻叶岩吉）发出了“今天日本的报纸，简直成了革命党的机关报”的感慨。据后世的学者统计，以当年日本媒体的规模、数量，对辛亥革命的报道密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对75年后的1986年2月发生的菲律宾政变的报道，足见其影响之大。

　　大体说来，日本国内的主流舆论主要分两派：“不干涉保全论”和“积极干涉论”。前者以自由主义媒体《外交时报》和《东京朝日新闻》为代表。武昌起义后不久，法学家有贺长雄和文学家三宅雄二郎便分别在《外交时报》上发表了题为《我官民对于中清动乱的态度》和《支那动乱与日本的态度》的社论和评论，力倡“不干涉保全论”。11月6日，《东京朝日新闻》再发社论阐述日清关系，强调“清国的治乱兴亡与我国云之消长有偌大关联”，主张“对清国方针要始终一贯地奉行对内政不干涉主义，对外（列强）保全主义”。12月初，政治学者浮田和民在《太阳》杂志发表论文，主张应促成中国立宪，排除“支那干涉论”，拥护“不干涉论”：关于这个“东方最初的共和国”的国体是非问题，理应“遵从其国民的历史习惯”，实现“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人民自由”的立宪代议制。

　　所谓“不干涉保全论”，用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家尾崎行雄的表述，即“将来的支那必与我国有商业上的重大关系。考虑到这一层，如果今天对其政体横加干涉的话，将招致支那大多数人民，即汉人的反感，日本将成为其永久的敌人”。可以说，这种战略思维是“不干涉保全论”的主要依据。换句话说，是一种从着眼于经济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不干涉论”，在彼时日本的政财两届，有广泛的同情。而通过支持革命来获取大陆利权的思维，其实正是这种战略的衍生物。

　　“积极干涉论”的代表，主要是国家主义媒体《国民新闻》和《报知新闻》，其理论代言人是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报知新闻》在11月11日和14日，连续两次刊发社论，说什么“清国的祸乱关乎我国之荣枯盛衰者甚大。对彼我两国的危机，理应加以堵塞”云云，力挺干涉论。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三：第一是基于维护天皇制的立场，认为“清国新立共和政体，与作为我帝国国是的皇室中心主义迟早会发生冲突”；第二是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我国如在此节骨眼上，对他国叛乱示以同情的话”，对刚刚通过“日韩合并”置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鲜民”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一边在国内禁止危险思想传播，同时却容忍国外的危险行动，在理论上是矛盾的”；第三点是出于日本国内政治的现实需要，即军部希望以中国革命为借口和契机，实现军扩（目标是增设两个师团），其声浪之大，势难阻挡。

　　两派舆论针尖对麦芒，势不两立，正面对决，旗鼓相当。在这种两极对峙的强磁场辐射下，各派政治势力迅速集结，重新洗牌。其结果，便演出了一场乍看上去有些分裂，其实却高度成功的对华外交秀。无论各方的初衷如何，就结果而言，不失为一次“官民并举”的朝野互动。如此高难度而又极富戏剧性的“双簧”演出，在日本外交史上，这几乎是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成功案例。

　　1911年10月16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命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向清廷通报日本将对华提供武器援助，以讨伐革命军。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革命烽火迅速蔓延，各地纷纷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再次请求日本政府提供武器。第二次西园寺内阁以东三省特殊权益为条件，答应了清国的请求。在10月24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制定了维持满洲现状，在与诸列强协调援助清国的同时，向中国本土发展势力的应对方针。

　　与此同时，顺应国内同情革命的舆论，向中国派出了“民间外交”使团，力挺孙文革命。那个时代日本所谓的“民间外交”，多少有些类似于今天的中国，虽然身份上非“公人”，但无论外交目标还是活动资金，都与政府和财阀高度捆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由右翼政党团体大佬和资深大陆浪人组成的使团，成员清一色是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崛起的志士，也是不折不扣的国家主义者（虽主张“民权”，却把实现“国权”作为实现“民权”之不二路径），与孙文个人有笃厚的私谊（孙在历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漫长岁月中，于公私两面均蒙受这些日人的关照，彼此间有很深的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