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中国近代体育教育先行者

　　日前，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举行，与此同时，我们也深深地怀念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中国体育事业奋斗终生的张伯苓先生。

　　张伯苓先生早在青年时期就投身教育，以凌厉的锐气和喷薄的活力，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及重庆南开中学，树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私立教育的典范。

　　张伯苓重视体育，从民族繁衍、国家未来、国民素质出发，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从教育与体育的关系出发，提出“教育里没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从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出发，提出“民主政治即是体育精神。体验过体育的竞争、团结、合作以后，推行民主政治要有利得多”；从学校领导者的资格和素质出发，认为“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作校长”。他从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出发，主张德智体三育并进，“造成德育、智育、体育完全发达的人才”。他从体育的内部关系出发，要求学生体育技能与体育道德并重，提高体育道德精神。

　　弃武从教 创办新式教育

　　张伯苓生于天津，是喝海河水长大的地道的天津人。张伯苓的父亲久庵先生是天津有名的“琵琶张”，对科举不甚感兴趣，而吹拉弹唱无一不精，靠教几家家馆维持生计。张伯苓5岁时父亲给他开蒙，先读《百家姓》《千字文》和《神童诗》，继读《大学》《孟子》《论语》和《中庸》等。父亲对他督导甚严，但并不用传统的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教法，也不像一般私塾先生动用体罚手段督促学习，而是将经书的义理与人生处事结合起来，循循善诱，启迪他自己领悟其中的真谛。张伯苓聪颖过人，能很好地体味父亲教读的妙趣。父亲的启蒙教育给了张伯苓深刻的影响。十几年后，当他做了老师，还经常与人谈起“父亲教育重启发，贵笃践”“深合现代教育原理”。

　　1889年，13岁的张伯苓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洋水师学堂，这是他人生关键的一步。

　　该学堂1880年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办，校长是严复。张伯苓之所以会报考这所在一般人眼里非正途的学堂，原因有两个。一是在当时比较开放的情境下，他憧憬着投身海军使国家强盛。还有一个原因是，该学堂不仅免学费，而且每月还发赡银四两，每季度发给衣履费，“俾一经入选，八口有资庶，寒畯之家，咸知感奋”。这对于想减轻家庭负担的张伯苓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因年龄小（新生年龄是13至17岁），且入学考的论文文理通顺，张伯苓被分到驾驶班，专门学习轮船驾驶。按照学堂规定，每七日中，两天修习汉文，如神谕广训、孝经、论策等。另外五日则学习西学，包括英语翻译、天文、地理、几何、代数、微积分、驾驶、测量和演放鱼雷等。

　　体育课内容丰富多彩，主要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三足竞走、跳高、跳远、跨栏、足球、游泳、木马、单杠、双杠等。每天晚上，外国教习还要带学生们训演水师操法，“一日之间，中学、西学、文事、武事，置晷分时，兼程并课。”

　　在这5年中，张伯苓学习非常刻苦，就连端午、中秋放假，他都舍不得荒废掉。春夏冬小考成绩俱佳，冬季大考更是名列前茅，体操成绩全班第一，身手敏捷，爬杆最快。1894年秋，他顺利毕业。按规定，驾驶班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后，还要到舰船上实习驾驶和枪炮和鱼雷等。不料，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张伯苓和同学们只得回家等待。

　　在家赋闲近一年，张伯苓天天盼着能早日上舰实习，常常激动地憧憬着自己驾驶着战舰，守卫海疆。翘盼已久的通知终于来了，他兴冲冲地赶到通济轮报到。通济轮名曰军舰，实际上就是一条劫后余生的练船，官兵萎靡不振，让他对清朝海军有了清楚的认识。后来发生的一幕，则彻底动摇了他对海军的信心。

　　英国人继德、俄之后，强租威海卫，清廷力不能拒，遂允之。甲午海战时威海卫为日本人占据，至是交还。政府派张伯苓所在的通济轮前去接收，他“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张伯苓毅然决定弃武从教，创办新式教育，造就新人才。

　　注重学生的体育

　　张伯苓欲投身教育，碰巧就收到严修的邀约，到严氏家馆教严家的子弟。严修也是天津人，早年入翰林院，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戊戌变法后，严修辞职返乡，他依然认为中国需要改革。

　　张伯苓与严修的相遇，既是他二人的幸运，更是中国教育的福音。他们携手创立的南开系列，为世界教育史留下了一段传奇。

　　虽然只有五名学生，张伯苓极为认真地开始了他“赋予教育一种人情味的尝试”。他尊重学生，力图建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让学生们轻松愉快地学习。放学后，他不急着回家，而是教学生练习海军的旗语、照相、下围棋。

　　他把近代体育引进私塾，将其列入课程，在课外开展新式体育锻炼。他跟学生们一起踢足球，带学生到城外骑自行车，让学生轮流练习哑铃、棍棒、角力、跳高等。曾在严馆学习的陶孟和先生回忆，张先生从那时起就重视体育教育，自己第一次用扑克牌做游戏就是跟张伯苓先生学的。他仿照水师学堂的体操用具绘制哑铃、火棒等图样，交当地木匠制作，在天津开风气之先，也是对中国近代体育教育的开创性贡献。胡适先生对此曾评价说“伯苓当时的教授法已极新颖，堪称为现代教育而无愧色。所教授课程有英文、数学和自然的基本学识，尤注重学生的体育，伯苓且与学生混在一起共同做户外运动，如骑脚踏车、跳高、跳远和足球之类。”

　　体育课是必修课

　　1904年在严馆和后来加入的王馆基础上创办了南开学校，随着发展，张伯苓真正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特别是对体育教育和活动的开展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认为教育里没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这一点是南开办学的鲜明特色。

　　他主张学生应该德智体群全面发展，四育并进，体育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他希望每个学生都有强壮的体魄和健全的精神。在此理念的主导下，张伯苓对南开学校的体育教学力量、体育设施及运动场地力求不断完善，着眼体育组织和赛事的大力普及。

　　不惜重金延聘体育教师——为提高南开中学的体育教学和竞技运动水平，张伯苓遍访全国体育名家，不惜重金聘请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干事格林、饶伯森和董守义等来校指导，延聘韩慕侠教授中国武术。

　　不少南开人都知道章辑五老师是体育课主任，有所不知的是，章老师原来是物理老师。是张伯苓慧眼识珠，让酷爱体育精于策划的章改任体育教师，后又升任体育主任，全面主管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和小学的体育教学工作。章接任后如鱼得水，他不负众望，将南开系列的体育办成全国各级学校的典范。张伯苓还倾力支持他深造，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他获得体育硕士学位。他还对南开的体育活动作理论上的概括，撰写了《南开之体育》《南开之运动》，论述了学校提倡体育运动的四点目的：一是发达身体，增进个人的健康率，合元气使之能达到最高的限度；二是练习肌肉与神经系密切的和谐，养成敏捷适应环境的能力及准确的合作技能；三是使同学实践社会上的伦理，且满足游戏本能的需要；四是磨炼同学的品格，训练节制和光明磊落的精神。运动乃为身体和心灵的愉快，并增进团体的利益。

　　鼓励学生用自动的精神全员参加体育锻炼。“苓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且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且在全体学生”。1916年暑假，在南开中学任敬业乐群会长的周恩来，在组织同学前往高庄子演出话剧《一元钱》时，还临时组建了一支篮球队，跟当地老师进行了一场篮球赛。

　　对学生的体育运动有着严格的要求：体育课是必修课，上课时要求学生统一着装；每学期中举行一次全校体育测验和体育运动技术标准测试，此外还要进行体育和卫生常识的笔试。习满三年且测试合格者方允毕业。

　　体育分为课内教学和课外运动两部分，无论大学还是中学，必须保证每周两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如遇风雨天，则在教室学习中国或西洋体育史、体育标准、运动常识体育规则等，以使学生的身体“各部平均发育，训练端正姿势，使各器官之功能完全发达，增进全身之健康，使一切动作敏捷正确，精神愉快，产生美观。并养成能守纪律，重协力，尚仁侠之健全人格。”

　　张伯苓鉴于当时国人对于国民体魄、身体姿势甚少注意矫正之故，将饮酒、赌博吸烟等悬为厉禁，犯者退学，绝不宽假。张伯苓在校门悬一面大镜子，镜旁有镜箴，使学生知所儆戒，镜箴为：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张伯苓还告诉学生们，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以有霉相，他也会教学生保持胸部宽正的小技巧，这些都使南开的学生受益匪浅。

　　奥林匹克理念的实践者

　　在南开当运动员是一种至高的荣誉——学校有各种运动队，比如篮球、排球、棒球、网球等，运动员是在全体学生普及运动开展中选拔出来的，他们不仅仅是有出色的体育技能，而且学习成绩优良，品德高尚。从当年校刊中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选拔运动员有多严格：“运动员必须经校医之检验，认为做激烈运动无妨，所习功课完全及格，且能恪守指导员命令者，始能被选者，凡违背此项规定，或取消其选手资格，或令其选修普通体育”。运动员外出比赛归来，照常要参加各项考试，如有违反校规或考试不合格者，一样要受处分或留级。这一点与其他学校迥然不同。

　　为鼓舞运动员的士气，张伯苓时常亲自率队出征，即使是校际友谊赛，他也会亲临现场，为双方运动员加油鼓劲。

　　南开的运动员们在天津、华北和全国的各项比赛中发挥出色，不断创佳绩。运动员们个个都非常注重个人品格的塑造，对人和蔼可亲，对师长同学毫无虚骄之气。一般同学对运动员都有特别的好感，所以自己也觉得有意思，愿意去运动，这样一来大家身体康健许多。由此看来学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有赖于运动员的带动。

　　体育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学校规定学生在下午四点以后必须到操场参加各项运动，张伯苓身体力行，他经常会和学生们一起活动。不仅把体育教育放在重要位置，而且，张伯苓还借助南开的平台，在天津、华北以至推动召开全国学校运动会，最后发展成为全国运动会，推动国民体育的发展，扩大体育在国民中的影响。

　　张伯苓最早主办了近代中国学校的运动会，是华北乃至全国运动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也是远东运动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担任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等职运筹了大量体育赛事，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体育工作会议。他数次担任运动会的裁判长，亲力亲为，为办好运动会积累经验。

　　早在1907年张伯苓就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作为第一个提出此倡议的中国人，他不仅是奥林匹克理念的传播者，更是实践者，在中国近代体育团体组织构建中发挥了很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他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各项体育运动，他用毕生的奋斗与追求，传播践行奥林匹克精神，以辉煌的业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他是中国现代体育的先行者，在中国教育和体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