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唤醒妇女解放意识——从当年广东香山的几位女性说起

　　辛亥革命是一场结束封建帝制、共建共和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一些城市的妇女以行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同处国民之列，筹募捐款、支援革命，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体现了中国妇女的觉醒，是妇女解放的先行者。

　　据当时的报章记载：1911年12月，上海著名官绅、商人伍廷芳、吴畹九、沈缦云、唐露园等人的夫人，女活动家唐金铃、单厘以及一些女校师生等在务本女塾内发起成立女界协赞会，以协助军饷为宗旨，集合女同志，分任劝募，以表达女界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女界协赞会一方面通过学堂、报社大力宣传募集捐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在杭州、松江、常熟、嘉兴、无锡、苏州、嘉定、常州等地设立分会，派遣会员到各地劝募。仅上海总会一处，就募得捐款五千元，缴存沪军都督府，指定这批捐款专为北伐军购置军械用，后又募得捐款一万元。妇女们积极支援革命的行为，受到孙中山的嘉奖。

　　毫无疑问，当时的作者依然有夫权思想，除了“女活动家唐金铃、单厘”及后面的张昭汉、程颖用其姓名外，前面几位都是以某人的“夫人”来冠名。笔者与唐元湛夫人有亲缘关系，知道她的名字叫邓凤，1867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上栅村，是留美幼童邓桂廷的胞妹，结婚后在名字前冠以夫姓，为“唐邓凤”。而这位唐金玲，正是广东香山唐家村著名的民族企业家唐廷桂的孙女、留美幼童唐荣俊的二女儿。上文中提到的“女界协赞会”又名“女子协赞会”，是著名女社会活动家唐金玲于宣统三年十月初八（1911年11月28日）在上海成立的，以协助军饷为宗旨，为民军募饷，并推举伍廷芳夫人何妙龄、唐元湛夫人唐邓凤为正、副会长。

　　广东香山文化浸润的女性

　　广东省香山县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管辖范围是今天的中山市、珠海市、澳门、香港。香山是国内最早有教会医院和外国教会学校的地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容闳（香山南屏村人）、黄宽（香山东岸村人）、黄胜（香山东岸村人）就是从这里走向大洋彼岸留学美国。

　　乾隆年间，上栅村的邓穀观用竹枝体写成诗集《澳门游》，一景一首诗，共64首。有一首诗是写澳门大三巴教堂，反映了香山对外来文化的包容：

　　连山大小峙三巴，多宝晶莹赛佛家。

　　十仗门楼千叠石，玻璃片片作窗纱。

　　玻璃窗里奏风琴，一线风来万窍音。

　　锡管横排轻按镨，和成番呗音沈沈。

　　蕃僧说法奉耶稣，十字之神无处无。

　　诱得蛮娘争礼拜，花裙逐队走通衢。

　　伍廷芳从事洋务后，在开平铁路公司参与领导近代中国铁路，是李鸿章控制铁路财政的全权代表，有“中国铁路行政先驱”之称。伍廷芳历任清政府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伍廷芳的夫人何妙龄祖籍广东南海西樵镇南沙村，香港著名的华人领袖何启是她的弟弟。何妙龄受家族影响，嫁的又是外交官，思想与时俱进，为家乡办了不少好事，捐建了南沙到西樵的石板路和何氏祠堂永思堂，每年还为村里老人派发红包。

　　再看唐元湛夫人邓凤的家庭环境。1881年，唐元湛从美国留学回国分配到上海电报局工作，回家乡到上栅村邓家提亲，不再沿袭传统习惯：完婚后把新媳妇留在家里侍奉公婆、自己出去继续闯荡，而是选择直接把新娘子迎娶到上海。邓凤扔掉裹脚布在娘家人的陪伴下乘帆船到香港，再上火轮船，抵达上海。结婚后虽然将夫姓“唐”放在了自己娘家姓氏前面，称之为“唐邓凤”，但没有称她为“唐邓氏”。

　　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粤商香帮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作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实业集团，在以商战进行“富国”实践的同时，在文化建设上也尽着自己的力量。在上海广肇会馆的旗下，他们办义学，让自己的子弟包括女孩子在正规学堂里接受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教育，而出生在上海的唐金玲从小就受到了这样的教育。同时，唐元湛、唐荣俊还尽其所能进行社会办学，所创办的学校有女子学校、聋哑学校，也有中外合办的工艺学院。

　　唐邓凤不但放开了脚，还踏出了坚实的步伐。1897年的《时务报》登载她给上海不缠足会捐款20元钱的消息，而《时务报》主编就是著名的维新派人士梁启超。由区谔良和康有为首创的不缠足会在上海发展为“天足会”，得到了维新人士和社会名流的支持，随后又发展到天津、成都等城市，遍及全国，天足会的董事都由上海的名流担任。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实行新政，劝诫汉族妇女裹脚的诏谕指出：“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而唐邓凤向不缠足会捐款，希望更多的女同胞拒绝裹脚，其行为比清政府的新政还要早几年。

　　“天足运动”成为清政府实行新政的前奏，看起来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因为所有的变革都是从心灵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开始，拯救自己被毁坏了的肢体成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行动。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二（1907年10月8日），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美国陆军部部长达夫提携夫人到上海访问。唐元湛代表两江总督端方接待并会谈，其中一项活动内容是上海官绅在静安寺路的愚园内对达夫提等美国客人表示欢迎。为突出中国文明进步、经济实力增强的新形象，二三十名天足会的女学生作为工作人员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她们衣着得体，表情自然，因为上学读书而塑造出来的知识型的美丽，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接受广东香山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是挑战旧道德的先锋，也是近现代最早的一批受过西式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因为在婚姻上的自主，在一些中外人士举行的社交活动中，他们也是偕同夫人前往，合影时还将女士尊为前排，这无疑让何妙龄、唐邓凤有了接触外面世界、了解时事的机会，自信、自主的意识也在增强。庚子事变后，新式知识分子逐渐走上历史舞台，他们的家眷受其影响，关注社会变革。

　　觉醒：以文化为底蕴

　　中国封建社会对女子的束缚很多，女子能够正大光明地上学，要感谢被称为“留学生之父”的容闳。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1895年1月2日），做了一年多两江总督后又回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向容闳发出电报“立归中国”。容闳回国后，张之洞召集高官，请他拿出一个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繁荣富强的计划。容闳回答道：“把你们所有的学校和大学，统统向全国的女孩子开放，让她们同男孩子一样受到教育”“俾长大后能与外国竞争”。在场的高官先是面面相觑后又发出疑问，容闳以外国孩子的成长过程为例，说明母亲的文化素质对一个孩子的未来是多么重要，对国家人口素质的提高是多么重要，“中国如果想强大，就要把强大的根基打在尚在母亲腹中的未来的儿子和女儿身上。”

　　张之洞接受了容闳的建议，从此，中国官方宣告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具有同等入校求学的权利，“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认识被颠覆。容闳认为这是他的“第二次教育使命”。随着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及全国，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科举制度被动摇。

　　唐荣俊、唐元湛的孩子都出生于上海，男孩10岁以后自费出国留学，女孩子则在上海完成最高程度的教育。上海开埠后，逐渐代替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商埠，也逐渐成为国内经济最发达、教育最先进的城市。唐金玲的青少年时代是在20世纪前后的上海，沐浴着新式教育的阳光雨露，她姐姐唐金环是第一个在上海将自行车骑上街的女子。唐荣俊于1904年去世，留下的三女两男，都没有结婚成家，唐元湛和唐邓凤给予关照。唐金环是清末及民国时的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夫人，唐金玲与留美幼童黄开甲的儿子黄文龙结为伉俪。

　　武昌首义后的九月十三日（11月3日），上海小南门外火警钟楼响起了悠远、洪厚的钟声，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负责人陈其美等人率众响应辛亥革命，进行武装起义。江浙革命军的五色旗在南京路上迎风飘扬，上海军政府发布公告昭示这场革命的前景：“上海东南巨埠，通商世界著名”“转瞬民国成立，人人共享太平”。

　　巾帼不让须眉。辛亥革命中上海出现了几个女子军事团体，参加北伐、协助攻打南京，其行动和声势史无前例，开创历史先河。沪军都督陈其美一度委派军官对女团加以训练，黄兴夫人徐宗汉（原名徐佩萱，祖籍香山北岭村）多次亲往演讲。女子军事团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军纪风纪，肃然可观，巾帼须眉，中外特色”，女军被认为是“中华民国四万万人以内”“最高尚纯洁者”“最灵活敏妙者”“最强固坚韧者”“若彼男子始千百中不见一也”。这样的精神面貌前所未有，也是中国妇女塑造自我形象的标志。整个社会掀起了一股对女军人的崇拜之风，当然也是对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认可。

　　受广东香山文化熏染并一直关注社会变革的何妙龄、唐邓凤、唐金玲也非等闲之辈。她们紧叩时代节奏，于上海武装起义的当月就成立女界协赞会，并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未来有着明确的判断，采取行动，募集资金，支持南方革命军。

　　那时的妇女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只能捐出金玉首饰和“体己钱”，为辛亥革命尽绵薄之力。她们捐献的可能是一只镯子、一枚戒指、一件军衣、两副手套、两条围巾，或者是省下的零用钱……女界协赞会意识独立，行动有目标、有计划，将在上海总会募得的捐款五千元缴存沪军都督府，指定专为北伐军购置军械之用；同时在上海之外的八个城镇设立分会，派员劝募和管理，说明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具有一定规模。这一切，展现了她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和上下协调能力。以何妙龄、唐邓凤、唐金玲为骨干的女界协赞会不但有力支持了南方革命军，更是冲破了千百年来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和压迫，也为广东香山文化增添了一道光彩。唐金铃再接再厉，继续募集资金，发起成立了“广东游沪幼稚园”，进行早期的幼儿教育实践，后来在同乡的捐助下，幼稚园持续发展，并且学习引进美国的学前教育理念，为广东香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1914年，民国政府第一次派遣庚款留学生，共76名，其中女生10名、幼年生10名。女子和男子一样，有了平等的受教育、出国留学的权利。

　　辛亥革命，是不同于之前任何一个改朝换代的革命。这场革命结束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唤醒了生活在最底层的妇女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社会的担当。妇女运动从参与社会事务发展到后来争取自身解放，其意义不亚于辛亥革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