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辛亥革命后的风俗变化(2)
辛亥革命网 2012-04-28 00:00 来源：瑞安日报 作者：林晓 查看：
前清官员外出坐四抬大轿，摆着长队仪仗，用“肃静”、“回避”牌子前导，也都废除了。叶玉林在《辛亥革命温州光复记》中记载了1911年11月19日徐定超就职上任时的情形：“官署以军乐欢迎，用绿呢大轿去接，他坚辞不受，改乘二人肩舆，绕由东门进城。”
不叫老爷叫先生，瑞安出了个“二公”
辛亥革命带来了全新时代，而这“新”还体现在了称谓上。民国建立以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依照官厅乃治事机关、职员乃人民公仆的进步认识，明令革除老爷、大老爷等种种称谓，规定政府官员相称咸以职称，民间普遍称呼则谓“先生”或“君”。
在瑞安，人际关系也发生微妙的变化。老爷不叫了，老百姓对官吏说话不下跪了，下属见上级，平辈互称“君”，前辈称“先生”。
林炜然先生在《辛亥革命在瑞安》中写了反对官架子和森严的等级称呼，老百姓对官吏说话不必下跪了。
以前不但老百姓对官吏称大人、老爷要分等级，就是下属见上司也是满口“宪大人”、“卑职”地不能正坐平视。当时还重文轻武，明明是同级官吏，对文职称“大老爷”，对武职却只称“大老”。不但称者习以为常，而受者也不以为忤。至于一般社会，则肖爷、大相、先生……好像有个客观标准，不相逾越。如同是穿长衫的，凡属于一般知识分子的被称先生，而对衙门胥吏、商店坐柜却只称“先”而略去“生”字。
林炜然先生称，光复后，则对平辈一律称“君”，对前辈一些的都称“先生”，但因文化程度和经济地位的悬殊，下层者不免还有自卑感，所以仍难一致实行。
对封建架子反感很大的士绅林文藻（俊仙），曾一定要家里佣人称他为“先生”，而那佣人总认为这是与他的社会地位不相称难于改口，还是因他行二称他“二公”。
结婚从“闹三五天到当日完毕”
民国建立以后，近代婚姻的运演在共和整体肇建初期出现了新气象。民国前期婚姻俗制的发展，还是在其接受西方文明洗礼并作一定择取，同时仍旧受制于国情，并以在新历史条件下继承传统文化为主的轨道中进行。
“文明结婚”便在这时出现。所谓的“文明结婚”，是指婚礼的仪式。婚礼通常在教堂举行，由牧师主持，且仿照西方婚礼的程式。这种“文明结婚”，男女青年经人介绍或自己相识，经过一段时间交往、恋爱，经双方家长同意而结婚，不仅大大简化了结婚礼仪，而且尊重了男女双方的意愿，因而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肯定和欢迎。
当时的《时报》曾经报道了一对青年举行文明婚礼的程序：“一、来宾入场。二、新人入场。三、新人行结婚礼，相对三揖。四、唱歌奏乐。五、证人曹君宣读证书。六、来宾祝词。七、来宾张君佑如、濮君仲厚、蒋君怀仁、张君曾璧等演说。八、唱歌散会。”
而在我们瑞安，晚清时期的一般人家结婚，往往要闹上三五天。林炜然先生在《辛亥革命在瑞安》中记载：“先成夫妇之礼。次早，谒见长辈，叫‘拜堂’；中午堂姑宴请新娘，叫‘坐筵’。第三日才宴请亲友。”
到了辛亥革命之后，“改为日间结婚，诸事当日完毕，再如三跪九叩首、一跪四拜以及俯伏稽首等仪式尽行废除，一律改为常礼一鞠躬，大礼三鞠躬。”
后记：
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赶跑了一个皇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但是，这场革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为军阀混战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的。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给瑞安的社会形势、生活习俗，也带来了驳杂的情形，具有崭新意义的价值观念与礼俗渐次萌发，这是新文化因素注入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果。不可忽视的是，由于瑞安地处东南，区域性原因带来的迟滞和不平衡，旧的方式及礼俗依然占主导地位，并在以后呈现出新旧交替、复杂曲折的动态演变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