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1960-1969年出生的人(3)

　　其二，在承认上述这一战略的前提下，仍然不能抛弃“全面性”的要求，仍然要对传统有所继承和肯定，仍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一元、整体、理想、平等、责任和人文这一精神维度，仍然要防止文化的转型完全抛弃这一维度而走向极端的反传统主义、相对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自由主义、权利至上主义和技术主义一统天下的话语霸权。

　　如果文化的转型应当同时采用这两大战略的话，那么，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首先，与老一辈和新生代相比，我们更多地或更好地秉有新旧两个时代及其转换过程提供给我们的经历、思想资源和视角。与老一辈不同，我们幸运地没有被旧时代熏染、扭曲、压抑、败坏、残废，没有那么多的因袭和重负；我们比他们更年青、更有朝气，受过更好的教育，具有更多的竞争优势；我们与时代精神更为合拍，具有更大的创造性和开放性；对传统的、走向极端的一元论、整体主义、高调理想和高调道德、平均主义、愚民哲学和意识形态霸权，具有更强的免疫力、抵抗力、批判力和否定力；我们要求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各个领域进行更彻底的改革和更全面的开放。如果说老一辈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主动地推进改革开放，而大多数人只是改革开放的被动适应者的话，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的主动的推动者。另一方面，与新生代不同，我们这一代人在旧时代生活过八九年到十七八年，我们饿过肚子、受过冻馁，深知“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滋味；我们亲眼目击过旧时代的颠倒、荒唐、疯狂、残酷和野蛮；我们深知新时代的来之不易，感激先辈们为此而作出过的奋斗和抗争，同情他们为此而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我们赞成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而反对将传统一棍子打死和全盘西化；在弘扬多元性、个体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同时，我们依然保留对国家、民族、社会、集体的统一格局和整体利益的应有的尊重；在欢迎世俗化时代到来的同时，我们依然有对超越事物、永恒价值的终极关怀，依然有执着的理想和信仰；我们热烈地呼唤和争取更多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但我们依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追求社会的平等、和谐和公正；我们正在努力紧跟科学技术革命的步伐，努力适应信息爆炸和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我们也反对唯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而保留一种对人性、人情、人伦、人道的关怀。相比之下，新生代更加多元化、相对化、个体化和原子化，更加任性和无所顾忌，更趋于世俗、利己和自私，更趋于技术化、专业化和职业化。他们比我们要少一些对“全面性”的要求，少一些终极关怀和人文精神，少一些理想和信仰，少一些深沉和厚重，少一些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

　　其次，我们处身于老一辈和新生代之间，可以成为这两代人之间沟通和对话的桥梁和纽带，甚至能为这种沟通和对话建立一种平台。有趣的是，新生代从年龄上讲，正好是老一代的子辈，然而他们之间却有一条很宽很深的鸿沟。从年龄上讲，我们这一代相当于老一代的小弟弟，又相当于新生代的小叔叔，我们和这两代人都有亲近感和共同语言。我们在年龄上不构成独立的一代这一点，正好构成我们在精神上拉近前后两代人的优势，因为我们在精神上天生就是两维的，心灵的张度和包容性天生就比这两代人要大一些。通过我们，老一代可以更多地接受创新、多元、个体、世俗、自由、权利、技术的一维，而新生代可以更多地接受传统、统一、整体、理想、平等、责任、人文的一维。通过我们这一代逐渐确立和扩大的话语权，我们有能力把老一代人的希望、愿望和要求传达给新生代，同时又能把新生代的欲望、冲动和热情传达给老一代。比如说，对于“大余小余”（余秋雨、余杰）之争，我们会有一个公允和持平的态度。我们不会像小余们那样，以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姿态去审判大余们，去强迫大余们进行忏悔，这不是因为大余们身上没有需要进行批判和反省的地方，而在于我们深切地意识到，我们自己，而且新生代本身，也都是有缺陷和毛病的人，都有无奈、屈服，以至软弱和怯懦的一面，我们没有权利作为“超人”去审判“常人”，去逼迫“常人”低头认罪（只有耶稣·基督才有这种权利）。然而我们又激赏小余们的才气、透明、率直、个体担当精神和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冲劲，只是希望他们更宽容一点，更厚道一点，并且对自己也有一个客观的定位。

　　当然，我们这一代的优势也是相对的、有限的。老一代中也有许多人如凤凰涅槃一样地得到再生，尽管他们比我们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和更大的代价。新生代中也会有许多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尽管他们肯定要在经历很多的片面、偏激、极端、混乱、迷茫、颓丧以至疯狂之后，在交付了足够的学费之后才能达到这一点。我们这一代固然比老一代轻松和幸运，又比新生代健全和冷静，不过我们也许会走向平庸的全面、勉强的综合、无原则的妥协、没有个性的调和、没有独创性的中庸之道。这正是我们这一代最大的危险所在。

　　作者简介：陈光军，1969年7月出生，男，江西南昌人，四川民族学院教师，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