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忆延安岁月(4)

审干时，康生是总学委的实际负责人。中直机关学委会的负责人是杨尚昆和李富春。王首道是秘书处的组长，邓洁是行政处的组长。一开始我没有参加学委会。杨尚昆在开会的时候看到邓洁。邓洁是在白区工作的，被捕过。凡是被捕过的这些人，都靠不住啊！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要审查。所以不能让他参加学委会的重要会议。杨尚昆决定叫我接替邓洁当行政处组长。他说是发现了个积极分子，一定要我当这个组长。康生对我说，像你这样的，经过苏区和长征来延安的，我可以拍胸脯担保，别的这些人，我一个也担不了保；白区来的，你能相信吗？我说，我搞不了这个东西。杨尚昆说，你就搞一搞嘛。杨尚昆是比较客观的。他说：好多青年不是两条心问题，是思想问题。他这样一讲，我松了一口气。小主任除了我和王首道，还有夏耘，后来当了冶金部副部长。他原来是陈云的秘书。这些人都是政治上可靠的。

延安十天大会，是康生主持，在中央礼堂开的，主要批王明。但是他病了，没有来。闻天说，康生在莫斯科时那样捧王明，后来看毛主席要整王明了，康生转得快，马上给王明列出60条教条主义表现。闻天看了这60条后对我说，康生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整得过分了。康生是个小人，他刚从苏联回来，要看看毛主席的意志是怎么样的。他是投其所好，投机分子。王明1937年回来时，康生看到他捧毛主席，毛主席也很欢迎王明，就没有对王明怎么样，后来才变的。你“左”，我更“左”，要什么有什么。一方面是毛主席的意志，一方面有苏联的经验。原来搞情报工作的是李克农，康生也是搞情报工作的。他神经过敏，神乎其神，特务搞得越多越好。那时毛主席相信这个东西，也比较相信康生。所以不光是康生的问题。康生没有毛主席，行吗？

中央领导同志没有在大会上发言，由下面的同志起来揭发。大会上你讲什么，我讲什么，都是派了任务的。

后来分组开会。华北组批彭德怀，批他的百团大战和主张自由博爱口号。毛主席整彭德怀，主要是彭老总不附和他，不好使用。不像林彪，真的假的会附和他。其实彭德怀不反对毛主席，但是有他的主张。1959年后，我听闻天说，毛主席议论彭老总有反骨，迟早要反，不如现在就整。他对毛主席那一套看不惯。他讲直话。别人不敢讲，他敢讲。

十天大会，开得轰轰烈烈，登峰造极。康生要突破一批，首先要柯庆施坦白。他们怀疑他老婆自首过，是叛徒，生怕把他放出去，他会把老婆放跑。王鹤寿在大会上向柯庆施提问题，他回答得清清楚楚。他说，老婆是老婆，我是我，她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

妇联就这样造谣，讲柯庆施的老婆曾宪兰跑了。没有跑嘛！他们打了她。蔡大姐也出来劝人家。我说，你也来劝干嘛？她说不搞出一个不行，搞不出来受批评啊！曾宪兰实在受不了车轮大战，没有办法了，神经错乱了，就乱讲了。她半夜三更偷偷跑出去，跳到一个枯井里自杀，死了，这连我们都不晓得。他们明明知道她已经跳井自杀了，还是到处找，还找到我家里来了。

妇联搞得很“左”。搞一个劝说运动，斗不下来就不让下来，交代了就戴朵红花，解放了。那好嘛！就坦白嘛。那么多的女孩子就都坦白了。他们敲锣打鼓，一会儿就敲一阵，过一会儿又敲一阵。斗争不能停，里面是换人的，被抢救的坐着不能睡。有的人神经错乱了就讲了，有的就瞎讲起来。妇联就搞出了那么多的“特务”。凯丰的老婆，那个离了婚的，也被怀疑。讲她是有目的地打进来的。这个问题她讲不清楚。乔木搞她的时候晚上打了灯笼，搞车轮战，疲劳战术嘛。他动员我去，我懒得去。我就自己去劝她，她就哭，说：“我爱凯丰啊！我什么目的都没有的。我很单纯的。”她实在讲不出，一面讲一面打瞌睡，拼命抽烟。后来得神经病死了。

中央党校搞得很“左”，有吊起来逼供的。

有些“顽固分子”，像滚绣球一样的，送到西北公学去。西公在一个山沟里，和保安处一样，都是关押人的地方。康生叫他们写材料，天天写。

康生说，李富春他们中办一个也搞不出来，是右倾。办公厅下面的秘书处也搞不出来。李富春催我们催得厉害呢，说我们右倾。我们完成不了任务，有百分比的。我们只搞了吴亮平的姨妹子，要她写，什么也写不出来，突击她，突击了好久，突不出来，怎么交代？王首道反映，她年纪轻轻地到这儿来，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活动。王首道还问过我：秘书处一个也搞不出来，这是我思想有问题，还是什么事；人家怎么搞的，介绍点经验吧！我说我也没有经验，我也搞不出来。可能是没有吧？可是，人家又搞出来那么多！

有公正的人。任弼时、刘少奇、张闻天是公正的人。他们都找李富春、也找我了解情况。

十天大会，任弼时去听，去看了，就发现了问题。弼时是好的，他有经验，说没有那么多特务。八七会议时我就认识弼时。他来湖南，是我招待的。他非常谦虚的。他来向我了解情况，我就向他反映说，有些人讲，说是特务，又搞不出来；说不是特务，他们的社会关系又是那么复杂。我也是有些怀疑的。弼时说，复杂不一定有问题。

任弼时是二方面军来的，同毛主席、同四方面军没有瓜葛。在苏区，任弼时不赞成搞公开斗争那一套，说他右倾。他一直戴着个右倾的帽子。实际上他是正确的，不是右倾。可是那个时候你不“左”，就是右嘛。那时，他工作倒是工作，实际是靠边站的，陈云同志代替了他。他讲要特别注意团结，一方面军、四方面军是个大家庭，不搞山头。毛主席讲，要承认山头，要消灭山头。为什么承认？当时革命根据地，需要山头，山头是自然形成的。但现在，不要再搞你是一方面军的，我是二方面军的，他是四方面军的。这不好。是一家人，消灭山头。当时一方面军看不起四方面军，二方面军看不起一方面军。这个事毛主席还是对的。一方面军正统啊！吃得开。四方面军被排斥。李先念这些人，都被弄去学习了。

刘少奇也经常找我问问。他说，你们突击的一个医生，过去我一直隐藏在他家里，没有出事嘛！要是特务，我能不出事？他的表现是好的，到苏区来也是老老实实的，没有同什么人来往。我就相信他讲的这些。

闻天没有参与学委会的活动，人家也不会让他参加学委会。他从农村调查回来后，每天到西北局上班，搞边区工业与财经的调查。那时西北局研究室是贾拓夫负责，他把闻天的调查材料拿去印发。闻天躲开了抢救运动。他有怀疑，说遍地是特务，哪里有这么多的特务？没有具体材料嘛。他同康生辩论，讲斗争厉害，没有办法就编嘛！知识分子能写嘛！写了就轻易相信？康生就住在我们窑洞隔壁，拿来一本本材料给闻天看。闻天看了之后还是不相信，说这里头有许多是假的。康生说，那是真的啊，他们保证不翻案啊，已经斗出来好几个了。他讲得天花乱坠。闻天看讲不通，就不再说什么了。闻天先是采取超脱态度，后来看了那些材料，又听我反映，就对任弼时讲，要慎重，知识分子还是追求真理的；不一定能在他们当中发现特务；延安圣地，抗日旗帜，他们都是为了抗日来的。

周恩来没有参与延安审干和整风，他有锻炼，比较稳。我问他：你记不记得当时是你批准我们一些人学无线电的，有人后来牺牲了；现在人家攻击我们这些学无线电的；无线电是共产国际搞的，都是绝对秘密的；十几个人，都是你批的。周恩来承认，是他批的，没有问题。但是对那些人也还是在查。周恩来自己也被动。他搞统战，又长时间在白区工作。白区大部分是“红旗党”啊！周恩来自己还讲不清楚。他不敢讲话，不敢出头作证明。当时他就住在我窑洞外面附近，只给工农讲课，到勤杂人员那里作报告。但是他也申明，抢救搞不下去了。

任弼时把意见反映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还是听得进去的。十天大会开了三天就停了。再开下去，就都是特务了。毛主席写出了个审干决定。这九条最受抓人者的欢迎，因为实在抓不下去了。

整风中人人检讨，把人整垮了。闻天讲，你看老杨（尚昆），人都瘦了，讲他什么主义，他紧张了，灰溜溜的。毛主席对杨尚昆是很厉害的，说他：你这个人是没有角的，你像个橡皮球。就是讲杨尚昆软嘛，和稀泥嘛！其实毛主席的棱角也太厉害了，杨尚昆倒是比较稳的。

检讨不过头不行，就是过了头还是不行。王明就不够，没有过关，就作为重点了。整风也使一些人之间结了怨。薛明和叶群就是在那时结下怨的。

整风时“七大”还没有开，中央委员会还没有选举。中央委员名单，毛主席都是同闻天商量的。闻天说，毛主席负起责任了，来商量了。“七大”代表对王稼祥意见大，在预选中，他没有选上。毛主席说，这些人都落选了，连候补委员都没有上，再选时要把这些人都列上去。他同闻天商量，闻天还在考虑。毛主席讲话是很风趣的，喜欢和人开玩笑，他对我又是很随便的，就说，你是娘娘，也讲讲你的意见。我说娘娘已经下野了。他说，皇帝下野，娘娘没有下野，你也是三代元老了。我就说：列都列上，选不选得上是人家的事；邓发你就不要列了，这个人杀了好多人，肃反，他是保卫局长嘛！我那时就有意见。

“七大”预选时落选的，一个是李维汉，一个是邓发。王稼祥是另外的问题。我问过耀邦：王稼祥对遵义会议是有功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反对他？耀邦那时是总政干部部长。他说：主要是军队的代表反对王稼祥当中央委员；好多干部对他也有意见，我还在拼命为他做说服工作，说要从大处着眼；他这个人很刻薄，整人很厉害；他又长期不工作，大事也不管。

闻天参加了“七大”的两条路线斗争，又写了检讨。他当选没有发生困难。

（何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宋以敏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