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忆延安岁月(2)

一直到1940年，闻天都是很忙的。那时他还兼任宣传部部长、干部教育部部长，朱光是副部长。是1941年开始整风，闻天去晋西北作调查后，才不管中央的事的。后来不讲张闻天当过总书记这件事了。闻天是很清高的，人家不提他就不提。他无所谓的，懒得讲。过去错就错了嘛，后来正确就正确嘛。他不像博古。博古受不了，王明更受不了，因此挨整。后来斗闻天，把他的功劳拿给人家，他也无所谓。

在闻天当总书记的时候，是毛主席来找闻天商量问题的时候多。那时毛主席对闻天也很尊重，称他为“明君”。说他办事公道民主，开会做总结时也把他的意见总结进去了。

刘少奇在陕北时是向闻天请示问题的。那时他对闻天是毕恭毕敬的。他一回到延安就到闻天这里来汇报工作。是闻天找刘少奇谈话，分派他工作的。研究和组织白区工作，要派刘少奇去，就是闻天决定，和少奇谈的。关于61人出狱的问题，是刘少奇请示他，他和毛主席商量后，由他批准的。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刘少奇也不可能自己做主，是一定要向闻天请示的。他在延安常到我们这里来，我招待他吃饭，搞些辣椒什么的东西给他吃。他是湖南人，要吃辣椒嘛！

刘少奇的好多东西都是在我们的窑洞里，在闻天这里谈的。他对哲学的兴趣很大，也找闻天谈。我还按他的要求帮他借哲学书，从马列学院找人给他讲哲学。我笑他：你都成了黑格尔了！刘少奇说过，他自己有的问题钻得深，但是不像洛甫那样善于概括；往往会上有许多意见，洛甫就能很快概括出几条，这是因为洛甫有理论。要能概括就要有理论水平。所以刘少奇说他要学理论，光有经验还不行。刘少奇对刘彬（刘英的弟弟，当过刘少奇秘书，当过冶金部副部长）也说过：我这人喜欢钻，钻得深；洛甫善于综合。可是，后来刘少奇对闻天也不公正哎！

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周恩来和闻天都是很好的。闻天当总书记时，周恩来是很尊重他的，每次外出回来总要来我们这里。整风后才不大来了。他是经验主义嘛。

周恩来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周恩来是谁当权就拥护谁。他善于迎合领导。他崇拜一个人也不得了。过去非常拥护陈独秀，拥护向忠发、拥护李立三。在苏区的时候，他同博古的关系非常密切，对李德也是崇拜的。武汉时期他同王明在一起，王明以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的名义号令全国。再后来是崇拜毛主席。

周恩来这个人是机敏的。顾顺章叛变，是他下决心赶快转移的。他在上海拥护向忠发，说：向忠发是工人，组织过暴动。实际上向忠发是个傀儡，开会时一言不发。他也说不出什么来。事情都是周恩来这些人在做。向忠发叛变，是他发现的。向忠发穿着缎子长袍缎子马褂，自己有老婆，又搞小老婆，逛窑子，什么也不懂。周恩来对向忠发也注意安排，但还是出了事，被抓了。这是陈琮英告诉我的。她就住在向忠发的机关里，和向忠发一起被捕了。向忠发的小老婆跟她关在一起。她警告那个小老婆，千万不要承认她是向忠发的人，承认就要被杀头的。那个小老婆还能听她的话。陈琮英没有文化，但是政治上很坚定。她不承认是共产党，只说是当保姆的。她带着远志，远志那时还很小。审问她的人叫她签字，她到处乱写，表示没有文化；又捏远志的屁股，小孩子就哭，于是停止审讯。敌人觉得：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婆怎么可能是共产党？也没有根据。敌人就把她放了，还给了她五块钱。所以，国民党的官也不一定都是坏的。

闻天和陈毅在延安的时候就是很好的，一起跳舞，陈毅还到我这边下围棋。陈毅这个人很豪爽，很随便。我喊他风流将军。

整风时没有把陈云算成经验主义。陈云同志和闻天的感情很好，常来我们的住处谈工作，谈问题。他有一次说：我现在体会到，书要一本本地读，读一本就要弄懂它一本。解放后他住在北长街那边，他们两人还常有来往。

潘汉年和闻天很熟，平时同闻天老是叽叽咕咕地谈，两个人是最要好的。闻天当宣传部长时，潘汉年当过副部长。陈云对潘汉年也是很好的。潘汉年回到陕北先向闻天汇报工作。他就住在我们窑洞里，我同闻天住在坑上，他支个行军床睡觉。吃饭也在我这里。他同毛主席也谈过一次，是闻天带去的。潘汉年还送一支钢笔给闻天，硬把它插到他的口袋里，说：我在外面搞得到，你在这里没有笔，只拿个毛笔，连铅笔都搞不到。他见我们没有衣服，就送给闻天一件针织的线衣，不是毛的。衣服小了一点，就把衣服送给了我。男同志也不懂得买东西。我说这是男衣，他说没有关系。他叫“小开”嘛，总想给人送点东西，进来不好带，检查很严，又没有钱。潘汉年被关起来后，闻天和我讲，说潘汉年是什么什么的，政治局都不传达，我到现在都不相信。我说你不问一问？他说，问有什么用啊？毛主席问都不让人问的。

任弼时搞白区工作，闻天支持他，所以就出来了。闻天不支持他，他就出不来。

康生对闻天也是毕恭毕敬的。

刘晓、刘长胜每次回来都向洛甫汇报，要求给他们指示。

那时候要搞学校，学生来了学什么，人们都到我们这里来，找闻天问。最后要搞鲁艺，院长谁来当？那时康生已经到枣园了，他要闻天当。闻天说：不行，我兼职太多，不合适，你来当。在鲁艺问大家的意见，大家还是赞成闻天当。他的威信不一样啊！当然应该是他当啊！后来叫周扬来当院长。

周扬是文化人，在白区“左”了，和冯雪峰弄不到一起，调进来了。在延安时他的处境很难，和闻天谈得来。我们是老乡，他们夫妇两个是经常来我这里的。文革开始后，周扬被关了起来。“四人帮”倒台后，在彭德怀的追悼会上我见到了周扬。他问我：“洛甫同志怎么样？”我说：“不在了。”他很难受。这次和他谈起过去的事，他说像是做梦一样的。后来我也去看过他。他生病后，先前还可以讲讲话。我说要想开一些，我们党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笑一下，不怎么讲话。再去看他，他就根本不讲话了。

在陕北，文化人互相斗得不得了。文化人喜欢闹意见。这个人来告状，讲那个人；那个人又来告状，讲这个人。丁玲，还有别人，都跑到闻天这里来，很复杂的。

闻天反对“左”，是支持冯雪峰的。冯雪峰非常崇拜鲁迅。闻天也很尊重鲁迅，说鲁迅是对的。冯雪峰和闻天很好。是闻天派冯雪峰去上海的。冯雪峰每次回来闻天都同他谈话，一谈就谈老半天，谈鲁迅。鲁迅送了一条火腿，不好带进来，他们就在西安分着吃了。但是冯雪峰既看不惯周扬，又不赞成统一战线，说打了半天，还搞统一战线？他就跑了，不干了。但不干了也没做坏事情，就是消极了。

伍修权在遵义会议后向洛甫表示要求离开李德，洛甫同意了，他就下了部队。

冯文彬到青年团负责，是闻天调来的。到陕北后赖大超当少共中央书记，我当宣传部长，胡耀邦是组织部长。张浩建议由我任少共中央书记。我说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又让我当团的总书记，多不好啊，还是刘道生当好。后来刘道生当了，但他是军队作风，实在抓不起来。耀邦和我一起去找闻天，反映了这个问题。耀邦推荐冯文彬接替。后来青年团就彻底改组了。

王明回国

1937年11月，我去莫斯科治病经过兰州办事处，正好斯大林派专机把王明送到了兰州。那时斯大林对王明是保护得很厉害的。苏联飞机不熟悉地形，要是落在敌人的飞机场就完蛋了。因此先要在延安降落点的地面上布置好标志，周围插上红旗什么的。中央回电报说布置好了，飞机才起飞的。那时张浩才打通国际路线。因为形势变化大，要搞统战了，季米特洛夫就派王明回国帮助中央工作。

陈云同志是和王明一起回来的。王明住在兰州机场的苏联机关里，不能出来。他非常神秘啊！比毛主席还神秘。陈云同志可以来办事处。他穿便衣把我们几个要去莫斯科的人招到一间房子里，讲王明同志回来了，他现在不便出来，要我慰问这些经过长征的红军同志，送给我们两百还是四百块美元，说这是王明同志给的。陈云那时对王明好尊重的。我们这才知道王明回来了，但这是绝对的秘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的。王明给我们钱，表示他地位高，慰问我们嘛！我们觉得组织上很困难，我们不要，把钱交给了谢老。

我当时感觉，王明一定是回延安来当领袖的。根据当时的气氛，王明必然是领袖。王明在理论上有一套，因为在共产国际搞的时间久嘛。人也比较聪明，思想来得很快，讲话没有稿子，一套一套的。
 

那时的共产国际，神圣哪！王明在苏联时很活跃，到处讲话。因为他是国际书记处书记，地位高嘛。康生在国际工作时就喊“王明万岁！”我们在莫斯科治病时，钟赤兵还奇怪，怎么喊王明万岁，没有人喊毛主席万岁呢？王明在国际有威信，四中全会有功劳，带着统一战线那一套回来到处讲，气焰很高。谢老回延安讲了王明回来的事。延安高兴了：共产国际回来了！王明回来了！当时迷信共产国际啊！

我去苏联治病，还在莫斯科养病的时候就知道闻天的地位变了。去的时候，王稼祥做翻译，向共产国际介绍说，刘英是总书记张闻天的夫人。1938年，少共国际知道了我是团中央书记处的组织部长。当时我们已经把青年团改组为青年救国会。他们就问我，少共中央是干什么的，搞救国会又是干什么的，要我去做个报告。王稼祥答应了，说他们有翻译，我就去了。这次王稼祥向共产国际介绍我的时候特别提到，中共领导体制有点变化，加强集体领导，不设总书记；洛甫不再称总书记，但还是主持日常工作负总责的书记。他说到洛甫时，还看了我一眼。我做报告时翻译翻得不清楚，我讲也讲得不清楚，他们就要我写个书面报告。我写好报告交给王稼祥，他在批语中提到张闻天是书记处书记之一，告诉我，好像洛甫不当总书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