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过天安门(2)

　　兴致勃勃中的苏联空军中将马上说：“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也就是说，万一飞机发动机在飞行中停止工作，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就行。”

　　一顿烤鸭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飞行中队在南苑机场紧张地训练。这一天，邓仲卿驾驶“蚊”式轰炸机起飞离地时，右轮胎突然破裂，飞机一度偏斜，邓仲卿凭借熟练的飞行技术，平安返航落地。机械员在破轮胎上发现了炸弹的弹片。航空处总结这次飞行事故的原因认为：国民党空军飞机轰炸南苑机场后，跑道上留下的弹片没有清扫干净。以后，华北军区航空处发动群众对机场跑道、滑行道进行认真、全面的清扫，清除隐患。

　　一切都在紧张的按部就班的进行中，可几天后，又出了一个岔子。

　　三

　　一天，飞行中队队长徐兆文在河北霸县的上空进行飞行训练时，突然一股浓烟涌进了座舱，飞机发动机故障——徐兆文被迫跳伞，飞机随即坠毁。

　　徐兆文跳伞成功，落在了一片庄稼地里。但是，落地后的他却站不起来了。

　　这是9月，农民们刚刚收割了高粱，地里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刀口一般的高粱茬子，徐兆文跳伞后靴子掉了，他只穿着袜子直接着地，可以想象徐中队长那双可怜的脚掌。

　　他从降落伞里挣脱出来一看，吓了一跳，周围一圈老百姓握着镰刀扁担，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解放，当地的老百姓看到突然有一架飞机坠落，还落下一个飞行员，以为是国民党的特务，一下围了上去。

　　误会很快解除，纯朴的老百姓们扶着抱着，七手八脚地把他接到村里炕头上，送水送鸡蛋送烧饼，又找来马车，用两匹大马拉车把徐兆文送回到了部队。

　　徐中队长养伤去了，邢海帆代理飞行中队长，并担任空中总领队兼第1分队长。

　　徐兆文的脚绑上绷带，但他人却没被绑住，开国大典那天，他负责南苑机场塔台指挥，保证了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通信指挥畅通。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训练，参加受阅编队的飞机和飞行员都确定下来了。受阅编队的飞机有5种类型17架。这几乎是我们飞行中队全部的家底了。

　　方案提交到了大会筹委会，筹委会主任是周恩来。周恩来提出了新的意见：“我们的这个飞机还显得少了。”

　　的确，飞机太少，在天上飞行，“忽啦”一下子就全看不见了，飞机又不可能像坦克那样来些慢动作。可当时我们的飞机实在是太少了，还留下一小部分在地面执行战备任务，那是不能再挪动的。那么，再从什么地方搞几架战斗机呢？

　　周恩来同志真是智慧超人，他对着编队图说：你们看，我们这些领队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是否可以在通过天安门后，立刻转回去接在教练机的后面再飞一遍，再一次通过天安门。

　　常乾坤一路小跑着回到航空局，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让大家讨论，大家听了都很兴奋，都觉得这可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邢海帆又提出一个问题：“机种复杂，飞机又破又旧，我这个总领队心里实在没底，为了能够保持好空中编队，我们能不能在天安门上空试飞一下？”

　　这回轮到常乾坤不吱声了。他必须再向上级请示。为什么呢？

　　此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不久，局势还不稳定，中国版图上还有一大片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解放军炮兵在城外训练时，也都要在《人民日报》上登个安民告示告知。如果是飞机横穿市区，更不是小事。周恩来连夜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回答就两个字：

　　“可以。”

　　9月23日，中南海怀仁堂，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主席台上讲话。突然，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传来了。正在聚精会神听报告的代表们有点坐不住了，开始交头接耳，他们以为是国民党空军的飞机来空袭了。

　　周恩来察觉到了，笑着告诉代表们：“大家不要紧张，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在训练，他们在保卫我们的政协会议；同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阅兵准备。”

　　话音刚落，掌声四起。

　　四

　　还有两天就是受阅飞行了。

　　南宛机场设置了等级战备，所有参阅飞机再一次检查后全部被封闭，专门请苏联专家机务人员检查把关飞机的质量，并在武器系统上贴上封条。飞行员们只在地面做飞行训练准备。

　　这个晚上，飞行员阎磊、赵大海和邓仲卿、王玉珂等4人接到秘密通知，让他们接受一项秘密任务。通知是分头秘密下达的。内容是：为了防止受阅时敌机的袭扰，他们要带弹参加受阅，肩负受阅飞行和防空作战的双重任务。

　　所谓带弹受阅飞行，是指受阅飞行时有的飞机机枪子弹（或炮弹）在空中能够上膛，一旦有敌情即可投入战斗。其实，一般情况下战斗机都是带弹飞行的，只是像受阅飞行这样的非战斗行动，为安全起见，飞机机枪和子弹通常是分离的。

　　军委航空局和华北军区航空处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划定了好几套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敌人从哪条航线进犯，我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拦截都有明确的部署。倘若敌机从济南方向来袭，按当时飞机的速度到北平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决定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达了北平的边缘地带还未击落，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由地面高炮部队承担射击任务。人民解放军仅有一个飞行中队，地面只有2架飞机值班。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不得不安排部分受阅飞机带弹，以便遇到敌情能够立即投入战斗。

　　带弹空中受阅，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个想法也是相当不可思议的。而且，执行带弹任务的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几十年之后，阎磊回忆那个令他心潮澎湃的夜晚，说出了当年没有说出的肺腑之言：“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飞行，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极大信任。”

　　参加开国阅兵飞行前，所有参加飞行的飞行员们还有一件庄严的事情———阅兵宣誓。多年后，受阅飞行的参加者、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仍然清楚地记着誓词中的每一个字：

　　“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五

　　期盼已久的日子终于到了。1949年10月1日，早上5点钟，飞行队全体空地勤人员在南苑机场集合，两架担负一等战斗值班任务的飞机停放在起飞线上，随时准备升空作战，其他飞机也在机场值班待命。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当听到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受阅飞行人员激动万分，泪流满面。

　　下午4时，广场上的阅兵开始。17架飞机也按预定计划开始动作。小速度的教练机和运输机分队先起飞，P-51和“蚊”式飞机殿后，选择了3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相继升空后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集结待命。

　　4时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17架飞机分成6个梯队，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速度和时间间隔，以严整的队形，依次进入航线。

　　看见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飞过来了，广场上30万群众禁不住欢呼雀跃、群情激奋，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

　　P-51战斗机编队首先以整齐的“品”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接着轰炸机编队以“一”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随后是呈“品”字形的运输机编队，最后是教练机编队。当教练机编队飞临天安门时，方槐等发挥小速度飞机速度小高度低的特性，按预先操练好的动作，全队一起推、拉机头各三次，代表还未正式成立的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

　　受阅的第1、2、3分队9架P-51战斗机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在空中指挥员的号令下，飞行员随即加大速度，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再转向建国门，当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第6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由于衔接得天衣无缝，地面观看的群众都以为受阅的飞机是26架。

　　空军战鹰的出现，让开国大典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在场的外国记者，在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的同时，谁也没能看出其中奥秘。在之后发出的报道中，他们一致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

　　P-51机群第2次刚刚通过天安门时，第2分队右僚机飞行员谭汉洲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指挥员立即指示飞行员单机转弯脱离编队，平安在南苑机场着陆。

　　2架P-51战斗机和2架“蚊”式飞机通过天安门后，即升高到1.2万英尺，在北京东南通县、大兴、良乡外围地区上空担任警戒任务，另2架通讯、教练机分别在城区上空摄影和散发传单。其余飞机依次到南苑机场着陆。

　　开国大典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国宴，朱德总司令笑容满面，面向受阅飞行员代表们说：“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从今天起，我是陆海空三军真正的总司令了。”

　　（作者系空军政治工作部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终身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