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过天安门

　　编者按：

　　1949年10月1日，北平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当地面的炮阵分队和汽车坦克分队经过主席台前时，天空中同时出现了飞机方阵：人民空军共有26架各型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

　　人民空军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49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说，是在开国大典一个月之后才正式建立。那么，在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之前，受阅飞行是由谁组织的？受阅飞行人员和受阅飞机从何而来？

　　穿过历史尘埃，当年的一切，渐次清晰……

　　一

　　1949年的5月4日，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开幕。毛泽东同志亲临会场作报告，代表们对敬爱领袖的发言回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

　　就在这一天上午，国民党空军突然偷袭了我北平南苑机场，共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投下重磅炸弹30颗，毁伤飞机4架，倒塌民房196间，死伤24人。由于当时北平的防空体系尚不完善，人民解放军没有有效的雷达，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以超低空编队快速突防形式进入北平，在完成轰炸后又迅速逃离返航。

　　半个多小时后，一辆吉普车在夜色里悄无声息地驶进中南海。时任军委航空局局长的常乾坤一路小跑着走进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室。

　　周恩来神情严肃地对常乾坤说：敌人的空袭，对刚解放的北平人民和我们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了严重威胁。在目前大批空军部队尚未组建之前，必须迅速成立一支航空兵作战分队，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力量。

　　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正式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后人称之为“东北老航校”。开学典礼上，时任通化军区司令员的何长工宣布了航校领导干部的任职命令，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为副校长。不久，朱瑞在东北战场牺牲后，由常乾坤任校长。

　　1949年3月30日，军委航空局在北平成立，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这是在空军未成立前，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

　　常乾坤回到航空局，连夜组织人员起草建立防空作战分队的计划。考虑人选的时候，邢海帆的名字进入航空局领导们的视野。

　　二

　　邢海帆原名邢文卓，1916年出生在四川省阁中县。1937年高中毕业，进入国民党笕桥空军军官学校(简称笕桥航校)。1941年，国民党空军选派100名优秀的年轻飞行学员分两批赴美留学深造，考核官即是时任国民党空军总顾问的陈纳德将军。邢海帆成为首批入选者之一，赴美学习。3天后，邢海帆他们途经夏威夷，他亲眼目睹了珍珠港被空袭后的惨状。战舰巨大的残骸与仍然在空中盘旋不散的灰黑烟色触目惊心。

　　一年之后，他以精湛的飞行技术和优异的理论学习成绩毕业回国，被调至著名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3大队第28中队任分队长，参加对日作战。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邢海帆参加过数十次对空、对地作战行动，击落击伤敌机8架，获奖章、勋章多枚，并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发的团体荣誉勋章，晋升为空军上尉。英勇善战、爱国赤忱的邢海帆于194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按党组织的要求回到解放区。

　　常乾坤对自己的这位在东北航校任教的下属是再熟悉不过了，立刻就在他的名字上画了圈。一纸命令到了东北。邢海帆受命后，当天下午就起程，搭乘一架C-46型运输机从东北直飞北平南苑，与他同时调往北平的还有7名飞行员，个个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飞行尖子。与此同时，40名同样优选的地勤人员也从各军区风尘仆仆赶往北平……6月初，人员和飞机全部集结到北平，航空处处长方华担任了训练大队的总教官。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大家豪情满怀地做准备的时候，6月28日清晨，刚刚结束飞行的方华刚走下飞机，被飞转的螺旋桨击中，不幸以身殉职，时年32岁。

　　方华是安徽金寨人，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干部中既懂军事作战又懂飞行的难得的人才。他的牺牲，是人民空军的重大损失。

　　1949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中队长徐兆文，政治委员王平阳，于9月5日正式担负北平地区防空任务。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做出决议，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开国阅兵的总指挥由杨成武担任。空中受阅飞行由飞行中队来承担。

　　《阅兵典礼方案》程序中的第四条是这样写的：

　　午后4时，在步兵分列前进时，飞机出现于阅兵台前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地面分列式。

　　算上标点符号，这段命令也才有41个字。这短短的一条指令，围绕着它展开的，堪称是开国大典上最传奇的故事。

　　飞行中队在参加受阅飞行的同时，还要做好保卫北平的工作，从航空局领导到普通飞行员，谁也没有参加阅兵飞行的经验。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他们面临着一个又一个困难。

　　一、如何编队？当时飞行中队的飞机装备，几乎全是来自缴获或者起义的国民党的飞机，飞机老旧，型号多种。高的高、低的低，快的快、慢的慢，如何把这些形形色色完全不相同的飞机编到一个队伍中呢？

　　二、空地配合。编队飞行与地面人员和车辆的列队行进，是完全不同的。在空中完成任何一个动作，复杂程度和训练难度都要大大高过于地面，地面队列不可能去配合空中进行训练，怎么办？

　　三、空中联络。飞行员们来自各地，语言不同，飞行习惯、空中应对方式都彼此不熟悉，如何保证在空中有效迅速地沟通和联络呢？

　　四、高度多少？飞机在空中编队采用什么高度才比较合适呢？高了看不清，低了一方面声音干扰大，另一方面是飞机速度快，转眼就飞过去看不见了。

　　五、是否带弹？为什么要提出飞机是否带弹的问题呢？因为飞行中队还担负着保卫北平防空的任务，必须高度防备国民党的空袭。当时的国民党轰炸机飞行员夜间起降能力比较差，也就是说，以最近的国民党控制的机场到北平的空中距离计算，如果敌机想天黑前返场回基地，轰炸必须在午间前完成。所以将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3时，也是不得不考虑应对国民党空袭的因素。如此一来，就提出了飞机是否带弹这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选谁来飞？

　　两条标准：第一条，飞行技术要过硬，第二条，政治上绝对过关。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飞行员中，方槐和安志敏是长征结束后就选派到新疆学习航空的老红军干部飞行员。林虎、孟琎、姚峻、王恩泽、王洪智等同志，则是从八路军、新四军选派到东北老航校学习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飞行员。邢海帆、赵大海、谢派芬、毛履武、王玉珂则是我党在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发展的地下党员。刘善本、杨培光、谭汉洲、阎磊、任永荣、徐骏英、杨宝庆、杜道时、邹耀坤等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过来的。这些年轻的起义人员受到了极大的信任。

　　前面的几个问题，可以通过训练和指导逐步解决，但飞行高度的问题十分专业，以什么标准来做衡量呢？从军委领导到航空局，谁也没有经验，当时支持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国家中，苏联举行过红场阅兵。可否能借鉴他们的经验呢？

　　8月的一天，常乾坤局长带方槐和安志敏处长去聂荣臻的办公室汇报工作。在座的有一位苏联空军将军，汇报完后，聂荣臻交代：你们几个留下来，陪苏联空军将军吃烤鸭。

　　烤鸭上桌了，外焦内嫩的金黄的烤鸭，是中国菜品中独树一帜的名品，苏联将军兴致勃勃，席间气氛融洽。方槐处长适时说：“聂代总长，我有个问题要请示：飞机通过天安门的高度怎么确定？”

　　聂荣臻边吃饭边指着苏联空军中将说：“这个问题你请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