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一·二八”淞沪抗战(2)

　　2月1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全国划分为四大防卫区，规定各防卫区“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对日寇之侵略进行抵抗”。但这一规定后来遇到阻力，比如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先后拒调蒋鼎文第九师、陈诚第十八军赴沪增援，理由是“剿共”兵力吃紧。5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如吴淞要塞陷落，日本陆军登陆参战时，则我飞机应即参加沪战”。蒋又致电蒋光鼐、蔡廷锴，“如果日军有二师以上之陆军，则我方应重定计划须与之正式决战，如有必要，中（正）可亲来指挥也”。蒋、蔡提出炮兵太少，蒋介石示意何应钦，“可调山炮一营，归十九路军指挥”。日军增兵上海，蒋介石下令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集中昆山、南翔之间待命。

　　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以国难当头，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何应钦建议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军长，“使其指挥八十七、八十八两师”，蒋介石立即赞成。

　　这两个师不久即与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学校之山野炮队、税警总团王庚旅、军政部直属地雷队和铁道炮队等，组成第五军，驰赴前方增援。蒋介石同时也要求驻防郑州的胡宗南第一师等，做好秘密渡江准备。考虑到作战伤亡，蒋介石指定第四十七师、第二十一师、第八十师和河南保安处，各自挑选现役官兵五百人，增补第十九路军。17日前后，这些援兵纷纷抵达南京，蒋介石通知蒋光鼐、蔡廷锴派员接洽点收。第一师的开拔速度较慢，蒋介石担心过江时遭到日本海军炮击，迟迟下不了决心，直到22日才谨慎地指示即日秘密渡江，“每夜只开一团至两团为止，到滁州与浦口间各车站下车，徒步行军至江边过江”。3月初，在列强干涉之下，中日双方先后表示接受停战决议，但前线枪声不断，日军多次进攻沪西，均被击退。随着第一师和第四十七师陆续集结常州、无锡、常熟、太仓一线，蒋介石制定了第二期抵抗作战方案，他对路透社记者说，“中国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如日军实行攻击，国军决计力抗，其责任当在日方”。

　　妥协与停战

　　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驻沪英美领事第一时间出面调停。他们提出：日军退回租界，中国军队由现有防地后撤两千米，缓冲区由中立国军队代为巡逻。何应钦在会议时致电吴铁城：“我国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各国领事既出面调停，请兄等酌量情形，斟酌接受。”蒋介石也认为“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忍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中方代表当即表示接受，日方代表则表示要向政府请示后再做答复，实际上是缓兵之计，第十九路也乘此机会调整部署。2月4日，战火再度燃起，日军猛攻吴淞要塞。何应钦致电吴铁城：“吴淞为我长江门户，万一继续进行，日人必以全力破坏，或企图占领，彼时门户洞开，战区扩大，以后和、战均难”，“能以外交方式，根据英美调停早日得以解决，实为计之上者。”

　　何应钦极力主和，先后派出步兵学校校长王俊、军政部次长陈仪与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商谈停战事宜，蒋介石觉得“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也未尝不可，但前提条件有两点：日本确无侵占闸北之企图；停战条件须双方各自撤退到相当地点。中国军队退出地方，由中国警察维持。18日，增援到沪的日军部署完毕，向中方发出最后通牒：中国军队从浦东、浦西交战区域分别后撤约二十公里，撤退区域内的各种军事设施须一律解除；日军在撤退区保有飞机侦察权；日军在中国军队撤退地区派调查员；中国军队完全保护上海附近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中国政府禁止排日活动。蒋介石对此极为愤慨，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何物倭寇，其不知中国尚有人耳。”随即致电陈铭枢：“观倭寇今日要求，可知和平无望。”23日，蒋介石提醒京沪卫戍司令部，“预计援军到达尚须十日，希转嘱蒋光鼐、蔡廷锴务照原计划，在南翔之线赶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

　　3月下旬，国际联合会施压，中日双方开始正式会谈，中方明确反对日方提出的创立上海自由港、扩充租界、设立缓冲区等无理要求。5月5日，经过长时间的折冲斡旋，中日双方签订《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主要内容包括：日军撤回公共租界，但可暂时驻扎于租界毗连地方；中国军队被禁止越过安亭镇附近起，经望仙桥向西至长江边的浒浦口之线，直到“常态恢复”，但什么时候恢复“常态”须由列强说了算；日军撤退的占领区，允许中国警察立即接管。《协定》明显有损中国主权，尤其是上海市区不能驻军一项，南京政府心里很不快，后来变通成立准正规军组织——上海保安总团。根据保安总团第二团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吴羽军回忆，保安团的步枪、轻重机枪等武器与一般正规军并无太大差别。

　　几点浅见

　　梳理淞沪抗战史料，所谓蒋介石不发兵增援，反想借日军之手消灭第十九路军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作为嫡系部队，早在战事爆发之前，就已列入京沪警备作战序列，并不存在监视第十九路军，伺机接防的阴谋计划。实际上第五军增援上海，蒋介石还特别叮嘱张治中、俞济时：“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光鼐）总司令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淞沪战事结束后的4月中旬，蒋介石又电令张治中、俞济时：“军委会决任憬然（蒋光鼐）为京沪路总指挥，请兄等竭诚欢迎，并一致服从。”得知陈铭枢、蒋光鼐一行经过常州，蒋介石电嘱胡宗南“殷勤接待”，“十九路军教导团在苏毕业，如憬然愿约弟同行，则可同往观礼，以资联络，憬然、贤初（蔡廷锴）皆为我军不可多得之将领，应精诚团结也”。至于俞济时、王敬久、李延年这几位毕业于黄埔一期的将领是否为“第三党”？樊振先生或许掌握着一些稀见档案史料，拙文在此不宜妄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