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犯上海闸北，第十九路军官兵守土有责，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樊振先生近日发表《第三党策动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一文，充分肯定了“第三党”在整个过程中起到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作用。樊先生又认为：“战事爆发后，蒋介石、汪精卫既不发兵增援，反想借日军之手消灭第十九路军，并且派出黄埔嫡系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到上海监视第十九路军，计划在该部失败以后，准备接防。”笔者检阅相关史料，觉得此一问题还有讨论空间，特不揣谫陋，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希望得到方家指正。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一夜之间东北许多地方沦陷。22日，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泊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各机关施行威胁或袭击时，我陆海军究采取何行动。”蒋介石回复：“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23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10月初，日军增调军舰至上海，传闻即日登陆，蒋介石示意上海市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邵元冲当日参加特种外交委员会会议，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关于日本近日派军舰来长江示威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加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于能够直接掌控的长江下游一带，所采取的对日态度是“守土自卫”。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国民党内部正因胡汉民被软禁汤山事件，处于分裂状态。支持胡汉民的一派在广州另立政府，与南京分庭抗礼。国难临头，南京政府谋求党内团结，率先做出善意举动，发表宁粤双方均可接受的陈铭枢为京沪卫戍总司令官兼淞沪警备司令。广东方面随之提出一系列强硬要求：释放胡汉民；调第十九路军卫戍宁沪；蒋介石发表下野通电。事情的后续发展基本符合粤方期盼：10月中旬，胡汉民恢复自由；11月初，第十九路军（下辖第六十、第六十一、第七十八师）从江西调驻宁沪；12月15日，蒋介石正式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不久，根据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的推举，林森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就任行政院院长。新政府上台伊始，张学良拒不执行命令，未经激烈战斗轻易弃守锦州。适时，日本为了掩护制造“满洲国”，又频频在上海挑起事端。孙科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糟糕局面，穷于应付，甚至连军饷都不能按时发放。

　　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从老家溪口来到杭州，公开表示“愿以在野之身，尽个人之责”。18日下午，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等人，在西湖烟霞洞举行会谈，蒋、汪达成一致，要想方设法应付目前种种内外危机。此前，在对日问题上，蒋介石主张“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汪精卫提倡“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两人看法比较接近，总而言之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一原则的确定，实际上表明南京不会在核心统治区域，复制极具独立性的东北地方，对日军进攻一味采取不抵抗。

　　比较积极的军事部署

　　淞沪抗战打响之前，蒋、汪出于“保全上海”的目的，指派张静江等人赴沪游说，建议上海地方在对日交涉中应当“避免冲突”。南京政府亦有此打算，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宪兵司令谷正伦，派宪兵一团即刻开赴上海闸北一带，在第十九路军与日军之间形成缓冲地带。27日，上海市政府正式下令取消各界抗日会，市长吴铁城旋即又答复日方，就18日下午发生的“冲突”事件表示歉仄，愿意给予死伤的日本僧侣“酌情抚恤”。日本驻沪总领事对此感到“满意”，但日本军方不肯善罢甘休，28日深夜悍然向第十九路军、宪兵第六团发动袭击。吴铁城当即向日方提出严重抗议：“所有破坏和平及本市安宁所发生之一切责任，应由贵方负责。”

　　“避免冲突”并不代表南京政府在军事上毫无准备。《京沪警备计划草案》判断日军可能在上海、江阴、镇江等地登陆，明确提出“适当地分控野战军担任警备，并相机出击，以策京沪之安全”，具体部署如下：第六十一师、第七十八师及宪兵队一部，控制首都暨丹徒、丹阳附近；第六十师控制于江阴、无锡附近；第七十八师控制于上海附近；第八十八师控制于嘉定、嘉兴附近；各地区内之要塞及水陆军警，在统一指挥下，与野战军协同动作。26日，蒋介石致电嫡系将领俞济时，令其从速调派两个山炮连增援上海。29日凌晨1时，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示“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而）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国民党中政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迁都河南洛阳和改组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命令第十九路军全力防守上海，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防守南京。蒋介石主张“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声言“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视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同日，俞济时致电蒋介石：“沪案严重，十九路军应战颇获胜利，唯恐不能撑久。可否将本师调沪增援，乞示。”蒋介石复电勉励：“中（正）本日随政府同人已到豫，贵师行动，一听何（应钦）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