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续写“传奇”：下一步叫板新加坡、香港(3)

　　遭遇四大城市难题

　　王荣去年履任深圳市长后，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曾感慨地说，自己过去多次来深圳，感觉深圳很漂亮、很现代，“结果我到深圳来做代市长，跟秘书坐着出租车转了几圈，发现深圳还有那么脏乱差的地方，不敢相信。”

　　尽管深圳作为都市的发展只有30年，但高速增长中出现的失误也产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在唐惠建看来，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四方面制约发展的困境。

　　其一，城市规划和管理存在不足，使违章建筑和公共安全难以破解。

　　在深圳宝安区白石龙村，本刊记者看到近百座十几层的“接吻楼”、“握手楼”见缝插针地塞满了整个村子，楼与楼之间宽不过通行微面车，窄处仅容一人，有的甚至防盗网相互紧贴。一位老伯指着自己照看的一栋17层90套的“握手楼”，告诉本刊记者，“房东现有5栋这样规模的楼，如果拆迁补偿，估计上亿。”他现在最拍火灾，“这要着了，一定是火烧连营，干瞪眼没办法。”

　　据2004年统计数据，深圳全市拥有这样的违章建筑达2亿平方米。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调研报告分析说，“对于土地资源已经极为紧张的深圳而言，违章建筑的蚕食已经成为影响未来发展的直接障碍。而且违章建筑集中的城中村，火灾发生率高于其他厂区、小区达三四倍以上。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有的成了不法分子最好的藏身之地，俨然成为违法犯罪、黄赌毒的温床，成为无照经营、地下加工厂、‘黑诊所’、计划外生育的集中地。”

　　其二，没有像“亚洲四小龙”那样，从一开始就注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错失机遇。事实上，深圳改革之初，各方面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时隔仅两年，1983年就创办了深圳大学。1984年春天，邓小平视察深圳看到了深圳大学新校区破土动工，回京后特别叮嘱深圳，“你们一定要办好深圳大学。”

　　但是，现实是，深圳30年来不但没有一个可以比肩新加坡国立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这样国际水平的高等学府，甚至也没能办出国内一流水平的大学。《深圳经济特区2010年发展报告》评述说，“深圳的科教资源和人才储备，与京沪两地根本不能相比，也落后于广州、武汉、西安和南京等城市……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势必导致深圳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

　　其三，在土地和环境管理与保护上力度不够，30年快速发展付出了较大的土地资源和环境代价。数据显示，深圳土地面积1991平方公里，现在剩余可开发用地不足200平方公里。按照过去每年36平方公里的开发速度，深圳可建设用地将于5年内耗尽；深圳还是全国最为缺水的城市，人均淡水资源仅为全国的1/9，75%的供水靠市外调入。

　　目前，深圳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据3月初《福布斯》杂志数据，深圳仅次于孟买、加尔各答、卡拉奇、拉各斯，以1715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名列第五，远高于12400人/平方公里的上海和11500人/平方公里的北京。这使深圳的公共服务、资源分配和公共安全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唐惠建说，特别是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比例严重倒挂，人口素质偏低，人口因素与城市不协调、不平衡严重影响到城市服务化和现代化进程。

　　其四，近两年，随着房价上涨，生活成本的增加，深圳的人才吸引力大为削弱。据呙中校测算，如果以香港中区为中心，来估算深圳关内关外的价格，会发现深圳关内2万元/平方米的均价已经超过了香港新界北区的水平，接近新界与九龙之间的水平。

　　他认为，房价问题、户籍政策、社会保险问题，这是近几年来深圳最大的三个问题。目前深圳房价高涨，对外来人产生“挤出效应”，“一旦收入减少、开支增加，加上户籍制度，人是很容易离开的。”同时被深圳抛弃的，还有一些中小企业。地价的上涨，人力成本的上升，让这些中小企业的商务成本急剧上升，不少企业选择迁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干脆关门大吉。

　　而且，由于深圳的薪金水平与北京、上海相比逐渐失去吸引力，加上工作机会相对较少，使得深圳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在逐年减弱。也正是因此，深圳组织人事部门牵头制定了“孔雀计划”，期望“孔雀东南飞”的现象重现。

　　“叫板”新加坡再逼改革

　　所有这些问题，具有多年主政经验的王荣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在深圳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王荣毫不留情地说，“守摊子没有前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苏州任内大力推行“自行先行先试”的他，向台下的代表委员们吐露心声，“必须重新焕发特区‘拓荒牛’那种激情和胆魄，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迎难而上、克难而进，勇立潮头、再创新业，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在新的起点上‘走出一条新路’！”

　　因此，在这个背景下，王荣公开提出“叫板新加坡”，与其说是为深圳树立前进的榜样，还不如说是通过“叫板”世界最具制度活力、社会最为和谐的先进城市，倒逼深圳重新起飞。

　　事实上，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李光耀，从经济特区成立就一直关注深圳。深圳前市委书记李灏回忆说，李光耀政治敏感性非常高，对特区的作用、功能、前景看得最透彻，“他对我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它是改革的试验田；深圳的试验如果成功了，说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子是走得通的。’”

　　而王荣也是李光耀在中国的优秀“学生”。就在王荣突然调往深圳的两周前，在中国和新加坡旗舰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15周年庆祝活动上，当着王荣，善于挑刺、吝于表扬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数次用了“青出于蓝”四字做结。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苏州工业园区GDP达1120亿元人民币，人均GDP接近新加坡水平。

　　就国内官员与新加坡了解深入程度而言，曾访问过新加坡、与该国官员频繁接触的王荣，应该知道深圳特区“叫板”新加坡、超越新加坡，决不仅是经济指标，而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能力。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表述，深圳要在2015年实现GDP总量1.5万亿元的目标，接近新加坡的总量水平。“‘十二五’末，预计深圳互联网、新能源、生物三大新兴产业产值规模将超过6500亿元，估计能够形成将近3000亿元的增加值。在目前8200亿元的基础上GDP五年翻一番，并非难事。”深圳市委政研室副主任胡恒芳告诉《了望》新闻周刊，真正的难度是如何赶超新加坡的制度优势。

　　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在接受《了望》新闻周刊采访中也深有感触地说，“跟新加坡叫板，既要注意物质文明的赶超，更要注意制度文明的赶超。在物质文明上赶超新加坡，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在制度文明建设上赶超新加坡，则需要下更大的功夫。”他认为，新加坡政府的依法执政、为民执政和廉洁执政是中国政府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比如，人民行动党为什么能够在自1959年以来十一次大选中连续获胜，赢取政权。批评者认为人民行动党屹立不倒，就是因为该党对付敌对者向来毫不留情。李光耀说，错了，如果人民行动党违背了同人民的信约，早就被踢出局了。他所说的信约，是指该党立志改善民生、建设国家的誓言和承诺。吕元礼对此印象极为深刻，“其牢记之真、履行之实，在长期执政的政党中难能可贵。”

　　2005年，李光耀在“世界道德和廉政论坛”上发表演讲，“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免于腐败。最重要的是只要核心领导没有贪污腐败，贪污问题就能够逐步消除。中国和越南得做好准备，对付政府最高领导层里的‘大鱼’。”

　　或许正因为这些，1990年11月28日，在吴作栋就任新加坡总理的典礼上，新加坡前副总理拉惹勒南感触地说，“1959年，李光耀宣誓就职时，大家都穿着白衣白裤，看起来像比较过得去的无产阶级。今天，我们都穿着大衣领带，脚下还穿着名贵鞋子，却不必为此而感到羞愧。”

　　采访最后，胡恒芳告诉本刊记者，“叫板”新加坡，深圳面临的压力不言而喻，“但再难，我们也必须用行动对18年前小平的嘱托作出回应。”他所指就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在深圳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记者王健君  实习生俞泽陈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