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续写“传奇”：下一步叫板新加坡、香港(2)

　　“先行先试”没有“天花板”

　　范恒山直言，在全国已经全面开放的情况下，国家不能再仅仅给予特区更多的优惠政策。在如今的政策环境下，国家所能给予的优惠政策的空间也已经很小了。而且，依靠优惠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往往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国家未来将会从既给特殊的权利又给优惠的政策，逐步向更多地给特殊的权利转变。”

　　他指出，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即便是全国都有了和深圳一样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体制完善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权利，也有一个基础、经验、能力、操作技巧等方面的问题，“同样的权利不等于同样的能力和同样的基础，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深圳作为特区仍然有先行先试的空间。”

　　也就是说，未来特区之“特”不在于拥有多少优惠政策，而在于继续拥有先行先试的权利。事实上，国家期待深圳特区“先行先试”的探索空间巨大、任务众多。辛向阳认为特区的当代含义应该是，“特别能创新”、“特别能抗击经济风险”、“特别能出经验”的地区。他从三个方面指出了作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应该肩负的改革责任。

　　其一，继续解放思想的责任。“新世纪、新阶段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非常繁重，比如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观念的解放问题。”辛向阳分析说，例如深圳要探索经济发展中时间因素的利用问题，以土地为基础的空间因素成为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关注焦点，“土地饥渴症”到处显现，其实经济发展中还有一个基础因素就是时间变量，“马克思曾经讲，时间是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时间也是空间，要树立时间经济的意识，要探索时间经济的内在含义。”

　　“纽约在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没有突破曼哈顿岛，却成为了世界城市的老大。”他介绍说，目前我国每新增100亿GDP产值需要新增6万亩土地支撑，“如果在既定空间内不是8小时而是24小时地连续生产、交易、消费、投资和创新……那么将衍生出数倍于空间经济规模的时间经济。”深圳如果能通过时间经济创造财富，就是一种思想解放。

　　其二，要敢于和善于向改革纵深挺进，为国家的全局改革积累经验、探索方向。辛向阳认为，当前国家层面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战略性挑战课题，比如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产业结构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强力调控房地产市场会不会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限制和打击既得利益集团将对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变化？放手发展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形成的效果如何？等等。

　　“深圳能不能在这些事关中国发展关键的问题上先行先试，为中央决策提供决心？”辛向阳提出，深圳应该利用“富士康事件”认真研究提高农民工收入问题，“深圳敢不敢、能不能探索出一条劳动力成本提高下不断提升产业质量的道路？”

　　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方面，范恒山指出，由于涉及政治体制等方面问题，行政体制改革一直是薄弱环节，“无论是从完善深圳自身发展，还是从发挥其对于全国的示范作用，或是从中国面临的行政体制改革需求来看，深圳都有必要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今后改革的重点，作为先行先试的重点，走在前面，在建立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等方面积极摸索经验。”

　　当然，“先行先试”离不开中央的支持。作为中国改革30年历练出来具有深厚改革理论研究和丰富改革实践经验的学者型官员，范恒山认为，“从国家层面讲，仍然要有意识地发挥条件较好的地区的作用，赋予深圳这样的地区在一些关键领域和一些重要环节大胆探索试验的权利。”

　　另一方面，他强调深圳更应当继承自己过去敢闯敢冒的进取精神，继续主动担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和“试验田”,“优惠的政策没有了，作为特区要进一步发展，要保持领先地位，必须更多地依靠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先行先试，去承担起这种历史重任。”

　　改革不是“摇火车”

　　在深圳调研中，本刊记者听到了一个改革早年的故事：袁庚在蛇口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起了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关注，经过研究决定建议提拔其为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长，得到了中组部批准。袁庚闻讯火速赴京，恳请中组部撤销决定。中组部负责人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袁庚又火速赶回广州，找到任仲夷，提出自己的请求，希望继续在蛇口搞改革开放试验。任仲夷答应了他。

　　一位中国改革研究人士感慨地告诉《了望》新闻周刊，“像袁庚这样的干部，现在不能说没有，但越来越稀有。”他分析说，改革初年，任仲夷、吴南生、梁湘和李灏等深圳改革的推动者们，一是年龄较大、党内资历深、保持着革命家的心态；二是时代使命和危机意识强，想干事业，私欲很少，“加上当时改革环境一穷二白，所以能够放手一搏。”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发展市场经济积累了巨大物质财富，坛坛罐罐多了，顾虑就多了，胆子就小了，人的自利性也就充分释放了出来。”他认为，现在不少官员把公务员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在缺乏健全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下，甚至一些官员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对一切影响其利益的改革都抱以抵触。

　　据他观察，目前深圳官员群体中存在着一个现象：越年轻的干部越不想改革，越年轻的干部越想经常调动，“因为搞改革，就有争议；有争议，就成为了争议干部，就会从官场出局。太太平平当官，最保险。”

　　因此，在这位研究人士看来，深圳推行的一些改革已经变成了“摇火车”，“火车实际没有开，但是让火车摇起来，让车里的人感觉到火车似乎是开了。”

　　“应该看到，深圳在制度变革上的速度在放慢，改革动力在减弱，逐渐失去了21世纪之前那种锋芒毕露、脱颖而出的改革锐气。”唐惠建研究的结论是，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远远没有发展到完善和成熟的程度，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并未完成，甚至没有形成能够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到目前为止，它所取得的只能说是一些阶段性制度成果。”

　　以2003年深圳启动的“行政三分”改革为例说，借鉴香港，将整个政府分成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职能块”，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三种职能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的全新政府架构，是一项非常值得期待的探索。然而，该方案在政府内部遭到的阻力之大出乎意料，改革被迫一改再改。对于掌握实权的部门和干部来说，改革就是要放权，意味着利益的丧失，这是改革最现实的阻力。

　　唐惠建分析说，以往深圳的改革动力来自于一批有改革精神的政府官员，外商企业和来到特区重新创业的新型国企，他们为了形成新的利益格局，焕发出惊人的敢想敢闯敢干精神。一旦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后，却趋于保守。而自“民间起兵”以民企为主体的新利益集团之微观基础尚在形成中，难以成为改革推动力。因此，深圳在后来的改革中步履维艰。

　　其实，这种现象也不独为深圳所有，改革越改越难，是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日益凸显背景下改革的阶段特征。但这个时候，也是历史考验一国、一民族乃至一地区、一城市是否有希望、有前途的关键时刻。2002年11月以《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引爆深圳的呙中校，8年后再次提醒说，“如果因为改革失去仰仗，在各项改革上畏手畏脚，碰到问题绕道走，矛盾也就因此越积越多，深圳今后的改革将越来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