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六十年：市场经济道德思辨(2)
辛亥革命网 2010-06-30 00:00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张翼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经过60年呐喊与解放的艰辛历程，市场经济释放了发展的巨大能量，但无形之手却并没有像人们最初希望的那样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 ,回望六
茅于轼是孙大午非常敬重的长者。
2003年5月29日，河北徐水民营企业家孙大午被指向3000多户农民借款达1.8亿多元，以非法集资的罪名遭到收押。当年11月，孙大午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孙大午事件”一度轰动海内外，孙大午的个人遭际被视为民营企业群体的“原罪”之殇。
2003年7月31日，茅于轼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为“孙大午案”组织召开研讨会，主题是“从孙大午案看民营企业融资的法律环境”，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茅于轼为孙大午案四处奔走，称此案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在他看来，孙大午错就错在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
孙大午感激茅于轼：“他救我，不是出于私心、私情，而是出于一种公义。我觉得他是在为民营经济呐喊，在为改革鼓与呼。”
“市场经济需要道德约束的原因之一是，道德约束与法律约束相比较是成本非常低而效率最高的一种约束。”——茅于轼1997年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人们曾经以为市场经济天然是道德经济，会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茅于轼的思想也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1985年茅于轼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不是对美国有兴趣，而是对中国经济有兴趣。美国研究所负责人笑呵呵地对茅于轼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要向美国学习。”那位负责人很开明，他准许茅于轼用1/3的时间研究美国经济，2/3的时间研究中国经济。
一年之后，茅于轼被派往美国参加一个讨论中国经济的学术会议。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萨克斯（Jeffrey Sachs）看上了茅，请他去哈佛大学做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
美国的富有与发达让茅于轼极度震撼，在美国游走、讲学的那一年，他满脑子充斥着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妨碍了中国人致富？如何让中国人富裕起来？
当茅于轼开始思考“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该怎么走”？他有了自己的答案，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于体制，中国应该走向市场经济。
穿越经济的迷雾，抵达精神与道德的内核。1997年，茅于轼出版了个人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该书一经问世即引起海内外的普遍热议。那一年，正值中国经济全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推进的时刻，中国人的道德观也经历着重新厘定的迷茫。茅于轼主张建立市场经济道德观，他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道德观念要作重大调整，这也许比价格调整、所有权调整更困难、更重要”。
2008年9月，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儿奶粉中检出含有三聚氰胺，导致多位食用婴儿出现肾结石症状。随后，这一事件迅速扩大，并最终演变为举世震惊的“毒奶粉事件”。三鹿事件让企业、企业家的伦理道德蒙羞。茅于轼一直坚持的观点是“道德约束是比法律约束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一种约束”，但是类似“三鹿毒奶粉”这样的事件，如果单纯依靠道德的力量恐难实现“约束”。由此来看，法治规范或许比道德约束更为有效。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理性看待法治与道德的辩证关系？
“法治和道德都需要，不能偏废，一个好的社会是法治与道德并重，道德是最基本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承认个人利益，但是也有严格界限，一些方面是不能过分泛化的。”茅于轼认为，中国人的道德观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过渡到市场经济时代的道德，主要特征是从秉承无私奉献转移到追求个人利益。这个阶段容易走过头，比如，个人利益的过度化追逐。其次是把金钱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阶段是对金钱、道德的再认识。
市场经济需要成本，而且还有难以计数的道德成本。市场经济道德观念的重整与重构是无法淡漠的中国命题。心存敬畏、善性做事，至诚至信、义利兼顾，就是有道德感的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