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六十年：市场经济道德思辨
辛亥革命网 2010-06-30 00:00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张翼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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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0年呐喊与解放的艰辛历程，市场经济释放了发展的巨大能量，但无形之手却并没有像人们最初希望的那样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急速扩张的经济体量大有把一切划归经济逻辑之势，这显然造成了社会各个层面的紧张，当“血汗工厂”现象突然被媒体曝光在公众面前，人们自然开始怀疑这种经济增长的道德性。道德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应该被赋予怎样的内涵？
“为什么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调整经济？”——茅于轼1957年“先习后学，边习边学”
计划经济年代的道德是一个“高、大、全”的字眼，个体的自由与福利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经济的内生力量也被压制。年轻的茅于轼在五十多年前跟伯父、著名桥梁专家、教育家茅以升的交流，似乎在冥冥之中教会了他用科学方法去发现真知。
彼时，茅以升家在东单，茅于轼住在王府井，茅于轼经常去伯父家拜望、问安。“他有什么新想法愿意和我谈，我受他的影响比较大。”
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时，茅于轼在铁道部研究院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一个公开场合，茅于轼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与忧虑：为什么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调整经济？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一番慷慨陈词带来的是一场无妄之灾。
要知道，在那个特殊年代，市场、价格，无疑都是敏感词汇。
1958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反右运动如火如荼。起初，茅于轼被定性为“右派”言论，然而因为当时铁道部研究院5%的“右派”名额没满，差两个人，于是茅于轼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戴上“右派”帽子的茅于轼，工资直降两级，从133元降到100元，直到20年后才恢复到133元。
1969年开始，茅于轼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保证火车正点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节约燃料。当时，他依据的是非线性规划去推导，一直没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期间阅读了很多书目，比如《运筹学》，俄文书也看《变分法》（是处理函数的函数的数学领域，和处理数的函数的普通微积分相对。编者注），《变分法》是茅于轼推导推演的主要依据。
10年之后的1979年，出身工科的非经济学者茅于轼推导出一个理论：择优分配原理，那一年他已经50岁。择优分配原理其实是数学规划、资源配置问题，比如一个十字路口，红绿灯开放的分配时间多少才是最佳状态，既不影响交通流量又不影响质量。一定量的化肥，如何分配生产的粮食最多？
择优分配原理导出的结果就是价格配置资源，这个原理通过数学规划的方式重新构造了微观经济学。
“只有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形成的价格才是真正的价格。”——茅于轼1984年平等和自由才是道德的市场经济
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包干”到价格改革，市场逐渐开始主导资源分配，个体权利逐渐得到尊重。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与实践的进展相呼应。
在一篇庆贺茅于轼80寿辰的文章中张维迎曾如此回忆：第一次认识茅于轼是1982年春天，当时我从西北大学毕业考上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开学不久，第一次“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举办，茅于轼宣讲了他的择优分配原理，从数学最优解的角度来解释资源配置，让人耳目一新。
1984年茅于轼把《择优分配原理》做成一个油印本，这个小册子在京城经济学人的圈子里广为流传。在茅于轼看来，平等和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没有平等和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只有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形成的价格才是真正的价格，才能最好地配置资源。茅于轼将市场制度称为“财产受到保护的自由交换制度”，并将价格喻为“经济学的地心引力”，他运用数学模型证明了价格之于资源配置、经济运行的极端重要性，甚至喊出了“价格万岁”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