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公粮”征收的是是非非(2)

 　   基层干部强行征收

　    在动员过程中，农民被抗日激情所打动，在动员会上承诺缴纳公粮。但回家后，看到自己粮食并不多，又有反悔，拖延不交。为了使农民没有反悔的机会，一些基层政府就采取措施，在农民答应缴纳公粮后，立即去家里征收粮食。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完成或超额完成征粮任务。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边区公粮每年都超额完成，如1937年超额4197石，1938年超额5955石，1939年超额2251石，1940年超额7354石。

  　  谢觉哉对边区征收公粮进行了专门研究，他指出：“为要完成并超过上级指定的数目，一般是乡级干部估定某人出若干，提到大会报告一下，就进行宣传，名字叫做‘宣传估定’，即宣传所估定的人，宣传不听就斗争，斗争无效，就交政府强制执行，这叫做‘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配合’，这里自然就包含着强迫摊派的因素。”在这种摊派的背后，还存在着另一种问题，就是乡村干部耍私情。乡村干部在征粮第一线，他们“希望自己少出点，包庇亲戚朋友，以及加重自己所不喜欢的人”的数量，这种情形在边区各地均有。

  　  环县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南缘，是一个干旱贫瘠的地方，1936年6月，红军西征后，建立了中共政权。1939年夏秋之际，环县北部“未落一点雨”，旱情十分严重，“早种庄稼未长成，无有很好结果。迟种庄稼如荞麦出地面之两片嫩甲，现大都被晒死。糜子被晒而不出穗，成为黄色。群众甚为恐慌。今年庄稼以现而论，即落好雨，要比去年减少收成三分之一。”

    　当年边区决定征收5万石公粮，庆环分区为8500石，其中环县征粮2243石。环县政府在这次征收公粮中，提出口号：“提早完成”，“大量超过”，“不让一颗粮食放在仓库外边”。为达到上述口号，在征粮中继续采取摊派的方式，“实际在乡村中连进行动员及集中兵粮的时间都计算在内，规定的时间不过一星期光景，因此所谓‘政治动员’实际等于零，强迫命令的方式已达极点，比如摊派某人出4斗，不出就要加倍处罚，即变为8斗”。

    　环县地广人稀，居住分散，集中群众开会比较困难，但各种动员会议，引起民众反感。“群众最厌恶我们开会，但各部门开会偏太多，有些时乡级干部开会一月达到廿九次……地广人稀召集会很困难，如不到会，有些区级干部予以惩罚，如开会时二三十里外有人不到会罚柴三百斤。而且开会时间也长，肚子饿了不放，要走开挡住不让”。（《环县事变》，存陕西省档案馆）没完没了的动员会议不但使群众很反感，收不到实际效果。

    　受到国民党地方政府支持的赵思忠（人称赵老五），利用当地群众对中共政权的不满情绪，乘机张贴标语：“国民党要粮要兵也不过如此”，“环县亲戚朋友们联合起来”，“环县人不打环县人”等等，赵老五将受灾最严重的环县北部民众煽动起来。1939年12月底至次年1月，环县北部发生民变。一时间，中共在环县北部的乡村政权全部瘫痪，直到1940年3月叛乱才平定。

    　毛泽东把强行征粮比作国民党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彻底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使边区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需要14万石，但1940年实际征收救国公粮9.7万石，采购粮食1.15万石，距实际需求量尚差3 .4万石，缺额达22 .75%.1941年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粮荒。

   　 为了度过粮荒，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向民众“借粮”。8月22日，陕甘宁边区发出《关于增加借粮食的训令》（持字第516号），向民众借粮16000石，要求各专署、各县接到命令立即办理，在9月25日前必须收集及转运全部完成，“各分区、各县原借粮食一定要照数收齐，不得拖欠”。这样的借粮在1941年有两次，共“向人民借粮49705石”。

    　借粮是一种政府的强行动员，边区的干群搞得关系有些紧张。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边区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下起雷雨，雷电击中了礼堂的一根柱子，背靠柱子的延川县政府代县长李彩荣不幸触电身亡。发生雷电击人致死的事件后，一时谣言四起，认为这是老天对人间的惩罚，是一种报应，是不祥之兆。正在延安赶集的一位农民听说此事后，也对征粮和借粮不满，于是逢人便说：老天爷不开眼，雷公打死了县上干部，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谣言发生后，保安处准备把这位农民抓起来治罪。

    　这件事情很快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了解实情后，制止了对农民的抓捕，也引发了毛泽东对农民负担和如何解决边区困难的思考。一方面，毛泽东重新提倡大生产运动，从1942年开始，边区驻军、机关、学校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大生产运动，力求做到吃饭、穿衣能够达到半自给或自给状态。另一方面，毛泽东开始研究经济问题，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他指出边区在解决财政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单纯的“仁政”的观点，一种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与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要批判这两种片面的观点，提出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则是“公私兼顾”，或者叫“军民兼顾”。

    　在征收公粮的问题上，毛泽东还对不顾民力征收公粮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他们解决‘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就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毛泽东把不顾农民负担征收公粮的做法称为国民党的作风。可见，农民负担的加重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高度重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成为高干会后边区财政经济的主要政策。

    　80%以上民众都能负担

    　经过西北局高干会议和毛泽东对边区经济与财政问题的研究，在征收救国公粮问题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对救国公粮条例进行了修正，规定“凡人在边区，资产收入在边区以外者，征收公粮完全采取属人主义。凡资产收入在边区，人在边区以外者，征收公粮完全采取属地主义。一家分居两地时，应以其每一地区之收获为标准，分别征收之。”以耕种所得之一切农产物和以出租土地或耕牛所得之租金或租粟，作为征收的对象。

    　1941年后的征收救国公粮条例和征收方法日趋完善，逐渐摈弃了过去“抓大头，瞅目标”的做法，实现80%以上农民都能负担抗日经费的目标。从抗战时期的调查来看，各阶层缴纳的公粮占收入比例是，地主占22 .6%，富农占13 .5%，中农占8 .1%，贫农占2 .1%，平均负担为8 .4%.根据各地的情况统计，各阶层负担大致是贫农负担占收入的5-12%，中农负担占收入的9-20%，富裕中农负担占收入17-20%，富农占收入的21-30%，地主负担占收入的2 5 - 3 5 %（个别地方达到40%）。通过数年努力，基层干部在征收救国公粮观念上终于发生了变化，理解了中共的公粮政策，最终实现了80%以上的农民能够负担公粮的预设。

    　救国公粮是一种临时性的农业税，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公粮的完成并不完全依赖于对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执行，而是通过基层干部结合党的政策，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动员来实现。这种政治动员的方式，在战时保障了军队的粮食供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粮食“统购”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征收救国公粮制度、政策、方法的延续。

　    黄正林，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