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公粮”征收的是是非非
辛亥革命网 2012-07-20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黄正林 查看：
“救国公粮”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向农民征收的临时性的农业税，是根据地一项经常化的政治动员。抗战初期，在救国公粮的征收过程中，曾出现基层干部为超额完成征收任务，采取政治动员与强迫手段向农民征收公粮的现象。但1941年后，边区征粮条例和方法日趋完善，基层干部的征粮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公粮政策，最终实现了80%以上的农民能够负担公粮的预设。
初期边区农民负担较轻
救国公粮始征于抗战初期。其时，国共两党刚刚实现合作，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粮饷也能按时到位，八路军公务人员比较少，国民政府每月军饷基本上能满足需求。故中共在陕甘宁边区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只征收少量的救国公粮。1937年的征收量是1 .4万石，仅占实际农业收获量的1 .27%；1938年征收1.6万石，占收获量的1.32%.与国民党地区相比，边区农民的负担是比较轻的。
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农业税，为了使征收有法可依，1937年10月，边区政府颁布了《征收救国公粮条例》。规定以统一累进的原则作为征收的标准，即每人每年种植粮食收获量在300斤以下者免征；300-450斤，征收1%；451-750斤，征收2%；751-1050斤，征收3%；1051-1500斤，征收4%；1501斤以上，征收5%.
对地主采取重税政策，如规定对于出租土地依靠收租生活的地主，“每人所收租粮不满300斤者收1%，300斤以上者按照上述累进政策加倍征收。并对违反政策者进行比较严厉的处罚：一、隐瞒不报者，加倍征收；二、呈报不实，以多报少者，其少报部分，加倍补征。三、不按照规定期限缴纳者，除迫令照缴外，另照应缴数量加征30%.”这是边区第一个救国公粮条例，以后虽有变化，但大的原则没有改变。
主要由地主、富农承担
但是，在救国公粮实际征收过程中，条例的规定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又是一回事。一方面，基层干部是新培养起来农民积极分子，文盲居多，对条例所规定的内容未必能够完整理解，如“怎样累进，大家都弄不清楚，只好各行其是”；另一方面，在公粮征收中，乡村干部还保持着苏维埃时期“吃大户”的心理惯性，把公粮的负担转嫁到地主、富农身上。有一份调查表明，边区征收公粮时，负担重点绝大部分是地主、富农，“普遍流行‘抓大头，瞅目标’。”也就是在征收公粮时，基层干部就去找地主、富农进行动员，“发动他们‘欢迎’，每次都顺利地完成了。”
“欢迎”是当时边区特有的概念，中央红军初到陕北，动员农民捐粮、捐钱、捐物，当农民把这些东西送给红军时，红军战士高喊“欢迎！欢迎”。这样，当地老百姓就把红军征粮、征物称之为“欢迎”了。在部分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地主、富农只剩下了一个成分，他们的经济实力已经和中农没有区别了，但因他们的成分是地主、富农，也要“欢迎”比一般农民多的粮食。因此在抗战前期，边区救国公粮主要由少数成分为地主、富农的农家来承担。
边区政府增加救国公粮数量
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日军试图突破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造成河防吃紧；一方面国民党也加紧了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并发生了局部战争。为了加强边区的军事力量，抵制来自日军和国民党军对边区的军事压力，10月，中共决定将王震的359旅调回边区，这样使边区的军事人口增加到3万余人。同时，抗战爆发后，大量的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各种学校先后建立起来。
随着边区非生产人数的增加，依赖国民党的军饷已经很难维持，为了解决公务人员和军队吃饭问题，边区政府不得不增加救国公粮数量。1939年征收救国公粮5万石，1940年征收9万石，比1938年以前成倍增加。
1940年11月3日，边区政府发出了《为征收九万石救国公粮致各专员县长的指示信》，一方面强调完成9万石公粮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强调了向农民征粮时要注意的各种技巧。包括了七个方面：一、要有军队，才有边区；要有军粮，才有军队。二、九万石粮，并不算多；边区人民，负担得起。三、懂得，就交得起劲；不懂得，就不愿交。四、不怨多出，只怨不平；大家来议，自然公平。五、强迫命令，“弄巧反拙”；这类方式，硬要不得。六、及时检查，多写报告；好的发扬，坏的纠正。七、破坏分子，给他打击；当众揭穿，人人喊打。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指示，是中共在征粮中政策与技巧紧密结合的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