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岛同中山先生合影的潮商高秩臣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商者无域’，他们到处漂泊寻找商机。青岛建制至今一百多年，潮商来青经商与其同龄，百余年历史出现很多著名潮商，如陈乃昭、高秩臣等，这里依稀还能找到象征他们当年辉煌业绩的旧址。”（2012/4/28网发《热烈庆祝青岛市潮汕商会庆典大会隆重召开》）

　　1912 年9 月28日，潮商高秩在青岛广东会馆参加了欢迎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大会，并与孙先生在会馆门前作为青岛社会各界名人之一合影留念。

　　高秩臣（1876—1951），出生在广东省潮阳县和平镇下寨村人。祖籍北宋渤海。先祖高扶迁至广东省潮阳县，靠耕种生活。秩臣早年在家乡念过几年私塾，十六、七岁时便随潮州人外出经商的潮流往北到了上海，在老乡开办的商行里学徒约一年有余。光绪十九年（ 1894 年）接到在烟台经商的三叔的来信希望他能到烟台协助他料理一些商务，于是来到烟台。开始是帮叔叔照看开办的当铺，叔叔看其办事踏实，聪明能干，加之自己年事已高，思乡心切，两年后便将当铺交由他全权管理，自己回了老家。自此以后，家父在烟台独挡一面，开始了自己独闯世界的经商历史。开始，家父经营的土产和水果生意比较顺利，当铺也有了一些盈利，便又开办了一家料理潮州菜的饭店，名号为“兴宾楼”，后来还买下了自己居住的宅院和饭店的房产。在这期间，秩臣又有了向外面更大空间发展的念头。于是便来青岛考察，一到青岛便被当时刚被德国占为殖民地后的一派城市建设的繁荣和自由港贸易的活跃所吸引，对比烟台方觉那里市场空间太小，便决定在不放弃烟台买卖的同时，把重心转移到青岛来发展。

　　德国殖民当局在青岛大兴土木，把青岛村前海一带规划为只准洋人居住的区域，大鲍岛一带为华商聚居区，小鲍岛及台东、台西镇为中国劳动者的居住区。高秩臣来青后就先在大鲍岛的华商区黄岛路 82 号购得一处房产安身。他在考察了山东的物产和广东的市场后，决定在青经营异地购销干鲜果的行商生意，先把深受广东百姓喜爱的山东特产大枣、山植、核桃、白果等用船贩运到广东销售，再把广东的香蕉、橘子、菠萝运来青岛，商行的名号为“宝源行”。至此，他便成为在青岛和广东进行海上长途贩运水果的第一人，并在青岛与广东之间从海上架起了一条商业通道。由于起步顺，发展快，很快家父便成为那时期来青岛发展的几位广东商人中较有实力的一位。（与此同时在青发展的还有陈明初在潍县路开设的“宜今兴”；欧阳权石在李村路开设的“广有隆”；古成喜开设的“大成号”等。）并成为广东会馆和潮州会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与几位广东富商一起投资兴建了一处公共墓地，名日“广东公墓”。在青经营水果土产行期间，商人中较有实力的一位。（与此同时在青发展的还有陈明初在潍县路开设的“宜今兴”；欧阳权石在李村路开设的“广有隆”；古成喜开设的“大成号”等。）并成为广东会馆和潮州会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与凡位广东富商一起投资兴建了一处公共墓地，名曰“广东公墓”。

　　在青经营水果土产行期间，高秩臣先后购下了黄岛路 74 号至 82 号的两层楼房的房产，以及即墨路，胶州路之间“聚福楼”饭庄那一大片房产，同时还合伙投资开办了天津路“震华金店”，北京路“胶东药房” , “东莱银行”也有少许股份。没几年又在济南投资开办了“卫生池”澡塘。（当时济南市最大的一个澡塘），还派人到上海发展水果、土产业的买卖，但没形成气候。可以说 1910 年至 1921 年期间，是高秩臣在青岛的商贸事业发展最红火的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于 1914 年11月军事攻占了青岛，并取代了德国在青岛的殖民统治地位，而且逐渐控制了青岛的政治、经济。此后大批日本侨民涌入青岛，日本的跨国公司纷纷在青岛开办工厂、企业，基本上垄断了青岛的纱厂和纱布市场，各行各业的日本大小商店比比皆是，日本的正金银行也随即进入青岛，中国银行的钞票在青岛不准流通，青岛市场只准使用日本和朝鲜银行的钞票，中国的货币只能使用银元、铜币，金融市场也被日本控制了。 1920 年日本当局又在青岛开办了所谓的中日合资的“青岛取引所”，名为证券市场，实为一买空卖空的赌博投机组织，“取引所”设在馆陶路 22 号（现海军俱乐部）三层大楼内设证券、纱布、土产、钱钞四个交易市场。大权完全操纵在日本理事长手中。开始两年交易市场小有发展，有了一定规模，后来日本理事长松井伊助扬言从日本国内来了许多资本家，携大量资金准备高价收买青岛取引所，大造股票要涨价的谣言，使取引所的股票大涨特涨，每张面值 12 . 5 元的股票竟涨至 40 元，松井暗中令人抛售股票，以后日本当局又宣布只承认股票票面价值，不负责涨价部分，一时华商大哗，证券市场一片混乱，随后松井倦巨款潜逃，青岛市商民损失近 400 万元，元气大伤，许多工商业者为此倒闭破产。家父也被日本控制了。 1920 年日本当局又在青岛开办了所谓的中日合资的“青岛取引所”，名为证券市场，实为一买空卖空的赌博投机组织，“取引所“设在馆陶路 22 号（现军人俱乐部）三层大楼内设证券、纱布、上产、钱钞四个交易市场。大权完全操纵在日本理事长手中。开始两年交易市场小有发展，有了一定规模，后来日本理事长松井伊助扬言从日本国内来了许多资本家，携大量资金准备高价收买青岛取引所，大造股票要涨价的谣言，使取引所的股票大涨特涨，每张面值 12 . 5 元的股票竟涨至 40 元，松井暗中令人抛售股票，以后日本当局又宣布只承认股票票面价值，不负责涨价部分，一时华商大哗，证券市场一片混乱，随后松井倦巨款潜逃，我市商民损失近 400 万元，元气大伤，许多工商业者为此倒闭破产。

　　高秩臣便是当时受害者之一。由于股票生意的巨大损失，他不得不将原来在“东莱银行”贷款购买的即墨路“聚福楼“的房产、烟台“兴宾楼”的房产，济南“卫生池”的房产，连同自家的汽车，黄包车，以及家眷的金银细软一并还了银行的债务。就这样，贷款的债务还没还清，为此，和“东莱银行”的大老板刘子山还打了一场大、小股东之间的债务官司，从济南中级法院直打到南京高等法院，最后，因为高秩臣请的律师的巧妙周旋，总算赢了官司。据说，高先生“和平里”的房产原本也被抵押出去，但高先生聘请了一位高明的律师，该律师想方设法为其保留了这所宅院的产权。当时律师向索赔方银行提出了两点异议。其一，律师抓住了索赔银行在起诉文本中误将黄岛路82号房写成黄道路82号的错误。其二，黄岛路“和平里”房产证上产权人的姓名写的是高先生的夫人高王氏，故该房不应算作高先生的财产（其实这是律师托人做的手脚）。经过一番周折，高先生总算保住了这所宅院。以后就靠出租凡套临街的门头房和住房来维持生计，不过，“和平里”的宅院虽然保住了，但高家由此也走向了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