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金融史 国运沉浮录(2)

辛亥革命网 2012-02-20 00:00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艾伦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古今中外的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一定律。尤其说进入现代,金融越来越成为一国经济运行的核心,金融能力是筹资能力,更是配置资源的“将

  消息一出,全国哗然。中行、交行是代表国家信用,不能兑换钞票,和直接抢劫差不多。

  虽然,中国银行总行也下令各地分行执行政府命令,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宋汉章、张嘉璈公然抗命不遵。

  张嘉璈,字公权,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1913起,他开始担任中行上海分行副行长。

  1916年,这位年仅28岁的副行长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惊涛骇浪。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与经理汉章接到停兑令后,惊惶万分。详细计议后,认为如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将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商之桎梏。”

  上海分行和北京中行分别代表商股、官股、官商素来不和,当时的中行上海分行行长宋汉章和张嘉璈均为商股代表,支持他们的是能够撼动政局的江浙财阀。

  宋汉章和张嘉璈均认为,一个银行若不能兑现,就等于自取灭亡。他们决定,不买北洋政府的帐。

  停兑令下达当天,上海中行商股集会并电告总行“中央命令万难服从,沪行钞票势难停兑。”

  在上海,5月12日这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天。前来挤兑的人们是“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

  13日是周六,分行登报延长办公时间,挤兑人数减为400多人。

  14日,周日,分行特别开门半日兑现,风潮似已平。

  16日,挤兑者减少,上海中行成功抵制停兑令。

  中行股东联合会在一份通告中说,“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

  政府的一纸院令,使各地市场顿起恐慌,中行、交行两行纸币市面价格跌到六折。由于,交行没有像宋、张那样的灵魂人物,从此声誉一落千丈,同时受影响停业的还有上海的四明银行、殖边银行。市面上,各类生活用品价格大涨,生活水平大降,国内诅咒袁氏之声,甚囂尘上。

  北洋政府的一纸停兑令,看起来银行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但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银行倒了,谁还会相信政府?

  停兑令之前,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商界,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中立,其时也越来越倾向于“非去袁不可”,“停兑令”之后不到一个月,袁世凯死去。

  这段历史再次表明,无论是银行,还是政府,信用才是其立足的基础,放弃了信用,等于放弃了未来,不诚信的组织注定要被抛弃在历史之外。

  民国金融,辅工立商

  1920年代以后,得益于江浙财团的支持,一批爱国的金融精英执掌中国银行近二十年。期间,他们凭借高超的经营手段有力地制衡外资银行的扩张,扶持了国内民族企业的成长。

  1935年,当时名震上海滩的棉纱大王荣宗敬给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两家银行写了一封感谢信。

  这位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商界奇人,在信中感谢两家银行鼎力相助,帮助他的纱厂免于破产倒闭的命运。一年之前,这位向来“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的民营资本家跌入了人生第一次低谷,由于经营不善,旗下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结果,由于所欠汇丰银行的债务到期无法返还,汇丰银行要求其将抵押的申新第七纱厂破产清算,并打算将这个纱厂出售给日本企业。

  这对荣宗敬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他们一方面对出售给日本企业心生抵触,另一方面担心申新第七纱厂的破产引发连锁反应。

  在得知荣氏兄弟面临的困境之时,中资银行们伸出援手。此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会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出面交涉,它们还联合几家华商银行组成银团, 以申新纱厂的资产做抵押,继续放款, 清偿了汇丰银行的债务,帮助申新七厂度过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

  这对荣氏企业来说意义非常,尽管荣氏兄弟已经能够做到在“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但他们的背后却是巨额的银行和地下钱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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