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救国梦：以实业与商务重建我们的国家(5)

　　但孙中山的勇气尤为可嘉。自中国近代开端，贫穷、落后、愚昧、软弱成为中国的标签，而官僚阶层和知识群体在寻求救国之路上屡受重创，曾国藩的儒家救世，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的戊戌变法等等均以失败告终，崇尚革命的孙中山，较之改良、新政和立宪等派人物打了个大胜仗，也希望通过“国际共同开发”取代“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等来探索一条救国富民的蹊径。

　　之所以用英文写作《实业计划》，其实是孙中山先生向国际社会“喊话”，但是无人响应。于是，他将希望转投国内，希望国人致力于“物质建设”。

　　“现在各国通商，吾人正宜顺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虽然《实业计划》并不讨好，但是未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反对闭关自守，力主开放的视野符合历史的潮流。

　　《实业计划》的悲剧在于其生不逢时。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府维持着全国统一局面，在拟定经济法规、劝奖实业方面曾有些许建树，袁世凯“登基”后全国分崩离析，各派政治力量竞相角逐，“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实业大旗虽为中国所急需，但是政府无心、民众无意。

　　时代的悲歌

　　抗日战争完全打乱了部署，中国的建设计划无疾而终。

　　《实业计划》甫一发表，知识阶层交口称赞，国人争相了解计划的详情。但是怎么实施，却一直无人问津。

　　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看来，这一点都不意外：“《实业计划》主要是基于一种空想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后来许多人说，这个港那个路，都在孙中山规划中，那是不对的，与他当年的构想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不必估计过高，只能说是孙中山和他一些朋友的看法就行了。”

　　《实业计划》的实施一拖十年，先行者的心血几乎变成空话。除了时人无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来完成之外，与计划中无具体实施方案、指标过高、可操作性不足有关。

　　孙中山也并不是想扮演实业规划师的角色。在《实业计划》自序中就开宗明义：“此书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而已，至于实施之详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所以，他主张计划的落实需要经过专业人士的调研，不能囿于自己的权威而盲目执行。

　　孙中山没有想到，还没等到专业人士的详细规划，他就遭遇美国商务部长雷飞尔的拒绝：“阁下所提计划如此复杂，如此普遍，即令将其详细之点规划完竣亦须数年。阁下亦明知书中一小部分尚须数十万，而其中多数在初期若干年间，不能偿其所投利息与经费。是故必要之债，所需利息如何清付，实为需解决之问题。以中华民国之收入，负担现在国债利息太重，难得有新增之息必能清付。”

　　拖至1930年代，实业计划在目标几无实现后又被重提。1931年，一大批中国工程师自发组成“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总理实业计划实施委员会”，内分13个组，以有关民生、国防等急要建设为研究的总目标。他们计划先准备一个五年计划，在国内人才允许的范围内，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详细办法。

　　但随后爆发的抗日战争完全打乱了部署，中国的建设计划无疾而终。直至1940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展开专题讨论，订出六条执行办法，其一为“以总理建国方略中之实业计划为中心，参照其他各先进国家之经济建设之方法与经验，并顾及现在环境之特征，拟具整个实业计划之细密计划”。

　　在这次专题讨论结束后，“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正式成立，由陈立夫任会长，十几个工程专门学会正副会长皆为委员，另外，还邀请一批专家，分别组成十几个专门小组。自1941年3月研究会开始进行工作，由各工程学会出50人，以及工程专家86人，农林专家24人，职员15人组成，分成55个项目进行研究，经一年半时间，提出一份研究报告、这份计划从17个方面提出10年至20年内所应达到的目标，例如10年内应建铁路2万公里，炼铁900万吨，产煤50万千吨，机床15万部，飞机1.2万架，培养人才250万人等等。1943年，报告在内部印发。

　　此后由于国共内战，国民党政府败逃台湾，该计划无从实施。

　　告别“实业”

　　在2010年版的《辞海》里，“实业”已经退出了条目。

　　民国初建，中国的实业与科技的状况十分薄弱。1919年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额还没有1864年多，中国土地上仅筑成铁路一万余公里。

　　从1914年到1920年代初，中国民族工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由于西方国家陷入“一战”，对华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大大减少，民族工业产品的国内市场陡然扩大，商品价格上扬，又使工业的利润大增，刺激了各界的竞相投资。这个原本被洋货充斥的市场给民族工业腾出了消费空间。如中国棉纺织业的进口机械，1920年耗资690万两白银，1921年猛增到2670万两白银。

　　据估计，1913年中国现代工业企业共有698家，资本总额33082万元，工人总数27万人。到1920年，现代工业企业达到1759家，资本总额50062万元，工人总数56万人。从1914年到1920年，中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13.8%，其中轻工业如面粉、卷烟的年增长率超过20%。

　　但是由于工业强国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和扩张、国内外政治环境的混乱、资金的匮乏、内需的不足、技术的落后和管理的低下等原因，实业成长速度仍然缓慢。

　　孙中山最为看重的近代交通运输业发展更不容乐观，因为铁路建造和轮船航运均需要巨额的投资，而外国在华投资商受到“一战”影响，货物和旅客增量不足以刺激铁路投资。1912年到1926年，铁路共通车3723公里，年平均通车里程不足250公里，只有东北铁路进展迅速，建成1000多公里。

　　虽然铁路进展缓慢，但是正如孙中山所预期的那样，铁路成为北京政府财政的支柱之一和交通系官僚资本的摇钱树。据统计，1921年，铁路的盈余高达4000余万元，而北京政府一年的总收入不过4亿多元。

　　中国实业在有些许发展之后，民族资本家正欲扩大投资、新办工厂之际，大寒冬轰然而至，即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当时有媒体评价说：“因欧战致富之实业家，营业失败重入旋涡者，乃时有所闻，吾国工业因参战所得之利能永久存在不为昙花一现者，窃恐甚少也。”而早自1922年起，中国的实业发展就从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入缓进乃至停滞发展时期。

　　此后中国的实业经济发展一路荆棘、时断时续，到1980年代才峰回路转。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中国每年新增消费需求相当于整个韩国的产值，但是中国国内消费占经济的比重仅为36%，不仅在世界同等收入国家中的比重最低，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中也是最低的。

　　“世界第二”，或许，孙中山没有想到。而国内消费占比之低，恐怕更是他所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