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广州商业的变迁(3)
辛亥革命网 2011-10-02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叶曙明 查看：
“城内大新”建起后，蔡氏兄弟又把大楼旁的空地，辟成内街，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为昌兴街，后来发展成著名的洋服街。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拥护西装”、“打倒长衫马褂”、“眼镜精神不死”、“皮包万岁”，成了流行一时的口号，谁喊得响亮，谁就是新派人物。洋服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
大新公司的磁铁效应，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永汉路、惠爱路、新民路、广卫路一带，冒出了一大片专做新款洋装，包括西装、礼服和各式时装、制服的市场。以“新派人士”自居的军人、政客、文化界人士、学生等，最爱逛惠爱路，广州人把逛大商场，称作“逛公司”，就是从这时叫开的。这里除了洋服，还有各种书店、文具店、皮鞋店、钟表店、西餐厅、照相馆、西式百货公司，足可以配齐一个“新派人士”的全副行头。
当时人们习惯把大百货公司称为“文档”，中小百货店为“武档”。广州的文档，以先施、大新、真光、光商为四大巨头，占据了大半江山，财大气粗，令许多传统店铺难以生存，即使经营洋货，也竞争不过文档。有一首竹枝词描写他们的困境：“货物铺排任品题，偶经扬巷铺东西。疋头生意真难做，门口拉人似野鸡。”注释云：“西关扬巷为洋货疋头聚处，年来生意半为先施、大新、真光各公司吸引，扬巷各疋头店均用少年三五人，遇过客即招之入店求照顾，生意艰难，此其一斑。”
传统饮食业的革新
说到辛亥革命前后广州商业的变迁，不能不说饮食业。
传统饮食业，以茶楼为老大。最为广州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所谓“九鱼（如）齐出”，即珠玑路的“多如楼”、三角市的“东如楼”、海珠路的“三如楼”、惠福路的“南如楼”、卖麻街的“福如楼”、长堤的“瑞如楼”、河南的“天如楼”、一德路的“宝如楼”、同兴街的“九如楼”，每条“鱼”都有自己的一班忠实茶客。
其实广州茶楼不止“九如”，惠爱路的“惠如楼”开业于1875年，是广州数一数二的大茶楼，楼高四层，不仅“茶靓水滚”，而且以“问位点茶”，即使同一桌的茶客，也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口味分壶冲茶，为广州茶客所称道。
茶楼的特点就是“泡”。一盅两件，可以泡上大半天，特别是西门口一带茶楼，辛亥革命前，不少无所事事的满汉旗人，每天天刚亮便带着自己的雀鸟上茶楼，这边给鹌鹑洗澡，那边逗画眉唱歌，吱吱喳喳，吵耳吵鼻，往往一坐就一个上午。直到民国以后，这种风气才渐渐消失。
晚清十年，广州已经度过了鸦片战争的阴影，日子过得相对太平，酒家开始兴起，与茶楼一争高下。茶楼讲究随意小酌，兼营饼业；而酒家则以大型宴席为主。长堤的“东亚大酒店”，创于1914年，是先施公司的附属企业，以豪华的设施和一流的服务，号称“百粤之冠”：“大三元酒家”创于1919年，与南园、北园、泮溪，并称“广州四大酒家”。
酒家就好比饮食界的“文档”，茶楼就好比“武档”。在一般市民的印象中，文档代表着豪华、高级、西化，上酒家是身份的象征。民初竹枝词以夸耀的语气写道：“大东东亚又西濠，酒店趋时竞俊髦。建筑谁家夸第一，层楼还让大新高。”注释云：“大东、东亚、西濠均酒店名，大新公司（指城外大新）高十二层，当时为最高楼房。”
1919年初，广州如庐诗钟社以《羊城竹枝词》命题征集作品，各地作者纷纷投稿，其中一首是写“东亚大酒店”的：“东亚宴开胜大东，佛兰地白樱桃红。五洲一室成佳话，纽约伦敦一壁通。”当时酒店房间，均以欧美城市命名，纽约厅与伦敦厅只隔一墙。短短几句诗，便出现好几个翻译词，由此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后社会心态与文化的嬗变。
（叶曙明，作家，著有《广州旧事》等，现居广州。）
